汪晖：人文学科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二）
汪晖：人文学科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通过对“科学之限界”的反思，张君劢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知识谱系，即一个能包容科学与“科学以外之知识”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形而上学、审美、宗教以及道德领域已经从“科学”的谱系中分化出来，并与之并列为独立的知识领域。与原先的科学概念相比，这一知识谱系仍然是一种分科的知识谱系，但居于统摄地位的不再是实证主义社会学，而是形而上学。张君劢说：“虽然分科之研究，不得已也，分科之学之是非，当衡诸超于诸学上之最高原理，而融会贯通之，是之为形上学。形上学者，诸学之最终裁判官也。”[55]就分科的原则与统一观在这一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而言，他的这一看法出人意料地与实证主义者西周的表述十分接近，但不同的是：张君劢不只要求在科学知识领域之上保留“形而上学”的领地，而且还要求在科学知识之外，建立自主性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这些领域不能由科学或作为科学之科学的“群学”来统摄，而只能由形而上学来统摄——形而上学是一切知识的前提。如果说1913年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所确立的“七科之学”是在科学分类学的框架下形成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却在科学领地之外为人文领域赢得了自主空间。
张君劢和玄学派对于有关道德、审美、心理等领域的辩护与狄尔泰的观点有亲缘关系，后者认为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不同于自然科学，无法用计算、测量、观察及发现表面规律的客观方法去揭示人的动机、意图和直觉。[56]狄尔泰说：“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人文科学的独立地位更为彻底的基础——这种独立性成为目前人文科学的叙事的中心——将会通过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生动经验以及它与所有自然感觉经验的不可比性的分析而在这一工作中逐步得到发展。在这一点上，我将通过指出事实的两个领域的不可比性可以得到揭示的双重意识来澄清这一问题；同时，我们自然知识的界限的概念也同时具有了一种双重意义。”[57]通过对物质与精神过程的不可比性、人类世界的事实并不服从于自然的机械概念的论述，界定出“一个自然科学结束、一个有自己的中心关切的人文科学开始的分水岭”，[58]由此人类科学也就形成了一个与自然科学并列的独立整体。[59]事实上，张君劢在科学与人生观之间构成的对比与狄尔泰在自然与精神、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60]之间构成的对比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科学与玄学的辩论上承东西文明辩论，在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之中，隐含着不同文化及其宇宙观的对立。无论是在古典研究脉络之中，还是在现代分科之学的意义上，知识的分类和某种程度基于方法论的专门化都是存在的，但并不存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之间的绝对不可通约性。天文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对立很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一个基于特定时代语境的假定、一个需要重新检讨的命题。
例如，《读书》1996年第9期刊登了一组考古学者的文章，将考古学的成果与当代学术和思想的变迁直接关联起来，促进了考古学的专业领域与社会思想之间的互动。在那组文章的按语中，编者扼要归纳了考古学的新发现所蕴含的多重意义，引在这里，除了帮助读者一窥90年代人文思想的面貌，也为读者理解当代考古学和出土文献研究的长足发展所蕴含的多重意义提供线索：
二十世纪是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也是旧的知识不断瓦解的时代。在这个世纪里，伴随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各种社会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图景，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习惯于把这个变化过程称之为“现代化”的过程。与这个现代过程相伴随的，是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建构。考古学就是现代知识体系中极为重要、最有成绩的一支。考古学为现代人重新书写了中国的历史，而且这个重新书写的过程还在不断地继续。考古学的知识并不仅仅是“实证”的结果，因为对地底的挖掘，总是依赖于人们的解释体系。因此，伴随着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考古学在不断创造“历史”的同时，也不断地改写“历史”。总之，考古学既是现代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也是反思现代知识体系的诸多结论的重要途径。……
考古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也是一门富于革新精神的学科：破除陈说与提出新的问题相伴而行。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人们不断地追问文明的起源，历史变迁的规律和动力，重构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诞生不到八十年的岁月中，中国考古学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一次次为人们的追问提供例证，从而也一次次改写“历史”。例如晚清时期，欧风美雨，甚至像章太炎这样的国粹主义者也相信“中国文明西来说”。中国考古学通过实地的考查“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文明找到了一个比三皇五帝更为坚实的源头”（陈星灿），从而在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黄河中心”的古史观。但是，问题并没有终结，七十年代以来在传统上的中原区域之外发现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满天星斗”的文明景观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古史观，“华夷之辨”竟是周人的虚构。（张光直）又如，在“五四”时期的“疑古”氛围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把我国先秦至两汉的古书上有关古史的记载，作了系统的分析，揭露出它们本来的神话传说的真面目。从而揭穿了‘经’书的老底，剥去了它的神圣外衣，从根本上推倒了二千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古史辨〉重印说明》）但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已极大地丰富了以往三代社会的认识”，“提供了最终证实夏王朝存在的可能性。”（孙祖初）然而问题也并没有就此结束：夏、商、周三代并非像古史中说的那样是一个延续的文明，而“是在不同的区域发展起来的”，“来自不同的人类集团”；在“夏、商、周之外尚活跃着不同的方国”。（孙祖初）因此，“‘中国作为一种时空框架、政治理念、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形成”（曹兵武），显然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复杂。又如，二十年代末期以后，在摩尔根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影响下，中国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古史范畴，如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等等，这些范畴不仅解释了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发现，而且也将中国的古代历史组织到一个普遍的历史法则之中。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促使中国的考古学者不断反思自己的工具的适用性。例如关于早期农耕文明、城邑、宗族制度和国家的研究，对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和恩格斯的“军事民主制”等概念的解释力提出了疑问，因为这些概念“对人类社会究竟如何由史前走向文明”“缺乏社会形态和结构特征方面的说明。”（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知识状况下，中国的考古学者开始认识到：“在考古学的技术和方法进来的时候，一整套的术语也随之而来……并成为我们话语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史前文化中发现的大量内涵丰富的现象，简单地纳入母系氏族社会或父系氏族社会的模式。”因此，在反思进化论的历史叙事模式的同时，中国考古学者开始思考“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如何运用中国典籍中已有的概念的问题，如邦、国、野、氏、姓等等（陈星灿）。
考古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历史中备受瞩目，在这个领域中不仅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和杰出的学者，而且考古学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导致了中国人文学术的重大的变化和进展。[62]
《读书》对考古学最新发展的介入既是对现代学术方法的反思，也是对重新理解中国这一思想潮流的反应。这场在考古领域的讨论实际上涉及当代中国人文领域一系列重大的议题。例如，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基于欧洲人类学、考古 学和古史研究方法的那些基础性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上古史？新的考古发现对于清代以降的疑古思潮和近代史学的前提提出了哪些挑战？这些问题渗透当代人文学术的各个领域。《读书》力图突破中西二元论的近代框架，重视发掘中国与亚洲传统，但也并未局限于此，而是广泛探索当代世界的脉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打破了文化与国家的边界，邀请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直接参与讨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刊物翻译、发表外国学者的文章是常见的，但持续地邀请外国作者直接参与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讨论的刊物并不多见。《读书》代表着一种跨越民族和文化边界的公共空间和人文世界的诞生。
四、人文学科：在“软实力”“无条件追问”与“学以成人”之间
人文学科是大学的灵魂，人文精神渗透所有领域的探索进程。人文学科的批判功能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贡献，对传统的继承、发展及对文化人格的养成，对当代发展的持续反思及对未来的探寻，使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无视知识与权力之间普遍存在的错综纠缠的关系，就难以了解这些学科及其发展的全部动力和状态。
从2001年起，《学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相继停刊，《读书》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民间学术刊物式微，除了经济资助匮乏外，学术成果统计依托于模仿美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或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而产生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也是重要原因。学校明确划分学术刊物等级，规定了相关学科的核心期刊，未进入这些数据库的学术成果不能作为学术成果评分，民间刊物的稿源渐渐枯竭。换句话说，民间学术刊物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文学术的衰落，恰恰相反，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中国高等院校规模和资源的扩张，人文学术体制规模空前。截至2013年6月，全国高校（不含军事院校）2198所，本科院校877所，高等职业专科院校1321所，独立学院292所，高等院校数量、招生人数、学科种类是史无前例的。相比于20世纪中国文学、哲学和历史学在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显赫地位，当代人文学科越来越局限于作为学科的位置。因此，当代人文学科一方面失去了以往的先锋地位，另一方面又分享了大学扩张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研究规模和出版资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金资助学术研究的项目制得以发展。在所有官方学术基金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模最大，也最具权威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于1986年，对应于同年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设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用经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人口学、统计学、体育学、管理学等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以及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已形成包括重大项目、年度项目、特别委托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六个类别的立项资助体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还注重扶植青年社科研究工作者和边远、民族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63]
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模扩展相互呼应的，是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口号下对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大力支持。“软实力”（soft power）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概念。他用这一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提醒人们在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硬实力”的同时，也应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软实力。他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关注软实力的培育，并深信在软实力方面美国更具优势。从政治家到知识分子，甚至在国际市场上跃跃欲试的企业家，都开始关注中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不平衡。
软实力涉及的领域众多，在这一竞争性的语境中，人文社会科学经常被纳入软实力范畴。2002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原新闻出版总署先后在莫斯科和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举办了“中国图书报告会暨中国图书和版权赠送”活动；2003年，利用“中法文化年”，向法国出版社推荐图书300种；2004年3月，首批接受翻译费资助的70种法文版中国图书在第24届法国沙龙期间面世；2004年下半年，启动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1月，联合成立了“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这项推广计划除了资助翻译外，还资助图书出版及推广，吸引了大批国外学术的和非学术的出版机构。[64]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翻译工厂，但翻译外国作品的巨大规模与中国作品在国际市场的微弱存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外译工程既是国际人文交流的方式，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这一点并无疑问。同时，由原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领导和组织的孔子学院系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揭牌至2019年年底，全球设立了550所孔子学院和1172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分布在162个国家（地区）。[65]孔子学院以语言教学为主，兼其他文化项目，并不属于专门的人文学科领域，但这一设置与对国内传统文化教学和研究的重视相互呼应，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孔子学院引发了部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疑虑和抵制，一些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于自身社会文化软实力的长期输出早已习以为常、安之若素，却在孔子学院问题上随风起舞，夸大其词，鸣鼓攻击。但这也提醒我们：无论如何理想化地论述人文交流、文化传播的意义，人文领域如其他领域一样，无法完全脱离竞争性的现实。
国家对软实力的关注为人文学科注入新的能量，提供了更多的资源，也带来了何为人文学科使命的追问。当人文学科作为软实力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人文学科在其诞生、成长过程中与思想运动的相互激荡，以及在专门性学术研究中体现的“无条件追问”的精神，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人文研究和人文教育从古典时代就具有的涵养和教化人、培育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中国古典传统中“学以成人”的使命，又处于怎样的位置？
知识的创新、传承和人的养成是大学和人文学科的使命，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正是基于这一共识，通识教育在过去三十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通识教育的概念是从美国传入的，其中介是香港的大学教育。中国大学体制注重专业化教育，即便是法律、经济管理等领域，在高考入学后便开始了职业教育，人文教育的比重相对匮乏。从20世纪90年代起，教育部开始倡导素质教育实验，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重申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的根本目标。2006年前后，“素质教育”概念渐渐被替换为更通行，也更符合“国际标准”的“通识教育”概念。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一流大学均设立了通识教育的学院或中心，推动本科学生的通识教育。在通识课程中，中外经典的阅读和欣赏、传统文化技能的训练，均为核心科目，大学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给予通识教育以人力的或物质的支持。除了经典教育之外，国家通用语教育、民族区域的双语教育、通用外国语教育、非通用外国语教育也构成了通识教育的有机部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氛围。在这个追求软实力的时代，如何发掘人文学科的“无条件追问”“读书无禁区”的精神；在这个以金钱衡量成功的社会中，如何通过人文教育重申人的培养目标；在这个极易被狭隘的认同政治所主宰的世界里，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如何为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共处提供知识前提，已经成为紧迫的使命。
五、人文学科面临的挑战
现代人文学科的确立涉及多个重要的前提，而在当代语境中，这些前提几乎全部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首先，现代人文知识是通过脱离和批判经学传统而确立其自身的基础，或者说，现代人文学科是在神学／经学逐渐失去其神圣性和支配地位的过程中形成的。从总体上说，它所提供的是后神学／经学的价值，即所谓世俗的价值。那么，在经学和宗教复兴的浪潮中，如何解释现代人文学与经学知识的关系？
其次，人文学科是在近代科学及其分科知识中产生的，但其自主性的宣称又在方法论上严格地区分了科学领域与人文领域。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不仅改变了知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生存状态，这一自主性宣称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人文学的尊严和发展，又在多大程度上将人文学限制在人类生活的有限领域之内？在学科分立的条件下，如何重新界定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何既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又对其发展保持批判性的反思？
第三，人文学科与19世纪以降的东西文明冲突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大学及知识谱系以西方模式为基础，并以全新的方式构筑了关于民族、国家和文化的历史及思想的知识体系。人文学科的文史哲分类完全是从欧洲的知识分类中衍生出来的，其分类谱系与传统知识谱系虽有传承渗透的关系，但在结构上完全不一样。如何重新思考这些知识与其分类谱系在不同的文化、地域中的意义？
第四，人文学科知识的形成与在19世纪晚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知识阶层所推动的一波又一波文化运动有着密切关系。晚清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在卷入政治辩论的同时，也卷入大量的知识辩论，从而促进了人文知识的发展。1915年发端的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不同文化派别之间的剧烈冲突和辩论，促进了现代人文学科、现代文学艺术、现代戏剧和音乐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运动和90年代的思想辩论为当代人文学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思想运动逐渐式微的条件下，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如何成为新思想的发源地？如何在专业化背景、市场化条件和媒体泛化的状态中重塑“知识界”？
第五，交通、互联网和其他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多种文化的传播和互动提供了可能性。现代人文学科的经典规范是参照欧美模式确立的，在新的条件下，除了重新回到自身历史脉络中追问人文学科的前提之外，还要关切如何拓展人文学科的边界，丰富其文化历史内涵，并超越过时的西方中心论和不同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促进一个丰富多彩的，更能提高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和理解力的人文领域的形成或再形成。
新冠疫情导致了多重危机的爆发，当代世界正处于二战结束后的多重秩序（冷战、后冷战、后后冷战等等）的普遍危机之中，人文学科正因面临挑战而获得新的生机。在中国的伟大传统中，忧患意识是促成文化更新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份报告在有限的篇幅中呈现的正是中国人文学术的过去与现在，而未来其实也含蕴于对过去与现在的持续叩问之中。
参考文献、注释
[1]阮元（校刻）：《周易正义》第3卷（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3—64页。
[3]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5]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
[6]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第68页。
[7]任博德：《人文学的历史》，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1页。
[8]同上，第11页。
[9]同上，第48页。
[10]同上，第77页。
[11]“东西文明”论战引发了新思潮与国粹派的争论，而“整理国故”的主张是由新文化运动的刊物《新潮》《新青年》首先提出的。胡适于1919年12月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出自胡适之手的《发刊宣言》指出了“整理国故”的四个步骤，即“条理系统的整理”，“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以及“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12]任博德：《人文学的历史》，第391页。
[13]《大戴礼记·保傅》引用《学礼》称，“帝入太学，承师问道”。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2页。
[1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8册，第2512页。
[15]司马迁：《史记》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9页。
[16]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1册，第3596页。
[1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2册，第4069页。
[18]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47页。
[1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0册，第3093—3094页。
[20]参见黄现潘：《唐代社会概略 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
[21]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57页。
[22]Ping-ti Ho, “For English-language Studies on the Examination System in China,” in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3]例如，伏尔泰和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都赞扬中国的科举制度。Arnold H. Rowbotham,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 No. 3 (1945), pp. 224-242；Johanna M. Menzel, “The Sinophilism of J. H. G. Justi,”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7, No. 3 (1956), pp. 300-310。18世纪英国也有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讨论。Edmund Leites, “Confucian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atural Morality and Social Refor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28, No. 2 (1978), pp. 143-159。
[24]《大学堂章程》（1898年），载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25]《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载《教育杂志》第5卷第1号（1913年）。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第197—198页。
[26]《学校沿革》，清华大学网站，https://www.tsinghua.edu.cn/xxgk/xxyg.htm，2021年7月2日访问；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2—245页。
[27]西周：《知说》第4节，载《明六杂志》（东京）第22号（1874年），收入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1卷，东京：宗高书房1960年版，第462页。
[28]在《百学连环》中，他区分了作为科学研究的“学”与作为技术运用的“术”，但同时指出“所谓科学，有两者（指‘学’与‘术’——引者注）相混，不可判然分别者”。西周：《百学连环》，载《明六杂志》（东京）第22号（1874年）。
[29]西周：《尚白札记》，载大久保利谦（编）：《西周全集》第1卷，第165—167页。
[30]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264页。
[31]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载《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279页。
[32]据王宝平考证，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的来源是《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东京书籍出版营业者组合事务所1893年7月编辑出版的销售目录，也就是书店联合会的宣传册），他利用此目录的“分类索引”和“发行所分目录”，略加删改，计减了五门（门的命名略有不同），删了2362种书，添了3种书。王宝平：《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出典考》，载古典研究会（编）：《汲古》第57卷，东京：汲古书院2010年版，第13—29页。
[33]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10），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3页。
[34]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1），第27—28页。
[35]严复在评论伦理学、法学、国计学、政治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分科之学后说：“所不举历史为科者，盖历史不自成科。一是群学，乃（及）一是格物之学，皆有历史。历史者，所以记录事实，随所见于时界而历数之，于以资推籀因果揭立公例者之所讲求也，非专门之学也。”这里将“群学”与“格物之学”相互区别，将两者置于不同类型的“专门之学”的范围，同时又将它们与“历史”相互区别，隐然为此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分化埋下了伏笔。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载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47—848页。
[36]参见梁启超：《说群序》，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2），第4页。
[3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载《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1），第123页。
[38]同上，第124页。
[39]严复：《原强修订稿》，载《严复集》第1册，第22—23页。
[40]严复：《西学门径功用》，载《严复集》第1册，第94页。
[41]严复：《译“群学肄言”自序》，载《严复集》第1册，第123页。
[42]丁韪良：《格物入门》，北京：同文馆1868年版。韦廉臣：《格物探源》，北京：同文馆1876年版。
[43]此外，1901年发行的《亚泉杂志》第7、8、9册连载《日本理学、数学书目》，开列“理学总记”书目36种，物理学书目64种，化学书目86种，天文学书目4种，气象学书目7种，博物学书目18种……加之生物学、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地震学、矿物学、算术、代数学、几何学等等各科书目，总计理科书目377种，数学书目531种。除数学外，其他各科均归入理学范畴。汪晖：《世纪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282—283页。
[44]这四篇“社说”刊于《科学世界》第1编第1期（1903年），分别是王本祥的《论理科与群治之关系》、虞和钦的《现今世界其节省劳力之竞争场乎》《原理学》《理学与汉医》。
[45]方以智：《藏书删书类略》，载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书》第1册（通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1页。
[46]《十三经注梳》整理委员会（整理）、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47]章太炎：《四惑论》，载《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444页。
[48]张小平、潘岩铭：《中国近代科技期刊简介（1900—1919）》，载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4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4—695页。
[4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载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2页。
[50]同上，第353页。
[51]同上，第383页。
[52]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篇）》，载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甲篇，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第64—65页。
[53]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上篇）》，载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甲篇，第29页。
[54]同上。
[55]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载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甲篇，第14—15页。
[56]Wilhelm Dilthey,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Versucheiner Grundlegungfür das Studium der Gesellschaft under der Geschichte, Bd. 1,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883, pp. 6, 13.
[57]韦尔海姆·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赵稀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58]同上，第11页。
[59]同上，第5页。
[60]狄尔泰著作的英译者将“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译为“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他本人经常用“人的科学”（Wissenschaftenvom Menschen）的说法，但只用过一次“人学”（Humanwissenschaften）。“Introduction to Volume I,” in Wilhelm Dilthey,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by Rudolf Makkreel and FrithjofRodi, Selected Works, Vol. 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狄尔泰认为相对于社会科学（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社会学（Soziologie）、伦理（Moralische）、历史（Geschichtliche）或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en）等“过于狭隘从而不能涵盖其主旨”(zuengzusein in Bezug aufden Gegenstand)的概念，“精神科学”这一概念的局限性最小。韦尔海姆·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第6页。
[61]《读书无禁区》是《读书》1979年创刊号开篇文章的标题，作者是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
[62]《考古学与中国的历史图景》，载《读书》1996年第9期，第3—5页。
[6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百度百科网站，http://baike.baidu.com/view/4901712.htm。
[64]张洪波：《2013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出版走出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广州市版权保护中心网站，https://www.gzbanquan.com/news.php?id=195。
[65]《全球孔子学院达550所》，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12/10/content_5459864.htm。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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