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强世功：“跨文明”与“新边疆”——从“香港问题”到“以香港为方法”（二）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

       三、能动的新边疆：边疆的居间性与革命性

       在历史上，促进技术、物种、制度、观念、文化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交流有各种方式。比如战争征服推动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和移民乃至政权统治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西方历史上的殖民开拓就是典型例子。然而，边疆之所以出现，恰恰是由于两种文明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形成了势均力敌的稳定状态，从而在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成为文明交融地带，发挥着“通道”的作用。边疆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历史上真正承担起居间联系和文明传播的主体往往是商人、传教士、游吟诗人等等。其中，流动的商人组织在边疆地带形成一些商业城市，并围绕这些边疆商业城市构成一个居间沟通的网络。正是这一个一个边疆商业城市，将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串联起来，组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商业网络。

　　（一）边疆的居间性：“通道”与“联络人”的两面性

       虽然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来自文明的中心，但发挥关键作用的却是那些边疆地带发挥居间功能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虽处在区域性文明的边疆，但恰恰是在这里率先诞生了一种域外意识，一种跨文明意识，甚至全球性的世界意识。这些边疆地带率先摆脱区域性文明的束缚，变成推动全球化的支点和中心力量，发挥推动全球化的“通道”作用，以至于将整个世界分成平行的两个部分：区域性文明中心地区成为下层世界，而通过将这些边疆地带的商业城市相互连接起来，构成了全球化的上层世界。所谓“世界是平的”，描述的就是这个上层世界。借用布罗代尔的理论，下层世界遵循的是自由市场的商业交换法则，即这些边缘地带的商业城市推动不同中心地带的物产资源之间进行市场交换。然而，在这些商业城市之间建构起来的上层网络中，遵循的却是资本集中垄断的法则，它能够有效地利用全球分散在各地的下层世界相互分割的信息不对称而赚取比商品市场交换更大的利润，这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资本主义”。

       这种上层世界与下层世界的划分恰恰在于古典区域性文明帝国往往是借助有形的领土控制和统治而建立起“有形帝国”（formal empire），而上层资本主义世界帝国已经不再吃力不讨好地控制这些有形的领土，也无须对这些领土承担治理责任，而是采用更为复杂和精致的手段来控制全球的科技、金融、法律、文化意识形态，并通过一些超级商业城市作为节点来控制全球，构筑起“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全球化就建立在以边疆地带的超级城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际大都市”）为中心所构成的网络中，由此，纽约、华盛顿、伦敦、巴黎、瑞士、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建构起了资本主义世界帝国的“超级版图”。这种超级版图又形成自己的中心与边缘结构，对应这些边疆城市所代表的国家、帝国乃至文明在世界帝国秩序中的中心与边缘结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就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代表美国在世界帝国中的主导地位，其他超级商业城市无疑处在相对的边缘地位上，伦敦、新加坡和香港虽然是国家金融中心，可依然要依附于纽约。今天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斗争乃至于中美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超级商业城市建构的上层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体系与下层古老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秩序之间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下层古老的区域性文明争夺上层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体系的控制权的斗争，某种意义上也是处于边疆地带的超级商业城市之间为争夺上层世界“超级版图”的中心地位展开的斗争。在这样的文明图景中，我们更容易真正理解香港的历史乃至香港的未来。

       在中国文明向海洋世界的扩展中，一开始重要的商业城市不是香港，而是宁波、泉州和广州这样的城市。这些城市连接起日本、琉球以及台湾、马尼拉、新加坡等等边疆地带的商业城市，从而与印度洋乃至地中海世界连接起来，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共同推动了第一波商业贸易的全球化。然而，随着英国崛起，打开中国大门就成为其首要任务，而香港意外地成为英国商业进入中国的“通道”。由于语言、文化和掌握信息的差异，英国人意识到没有华人作为商业上的中介人和“联络人”，对华贸易根本无法开展。为此，港英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来吸引富有的华商到香港定居，并给予优厚待遇，以便其成为合作的商业伙伴。这样的政策一开始并不成功，但恰恰是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内战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一波又一波地将中国内地的资本家、企业家和劳动力驱赶到香港，从而形成了英国人与华人资本家的合作。正是华商的合作，将英国人的商业贸易纳入了在漫长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全球海外华人商业网络中。由于华人商业网络的加入，香港对于大英帝国而言才真正如虎添翼，从英国进入中国的“前哨站”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跨国商业网络中心，成为西方建构的世界帝国超级版图中重要的战略支点——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

       由此，香港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在于其成为中国内地与西方世界联系沟通的“通道”，它不仅是推动大英帝国进入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重要力量，而且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而香港要发挥这种“通道”作用，就必须有承担起居间功能的“联络人”，那就是既熟悉中国又熟悉西方，既拥有中国网络又加入西方网络的精英群体，尤其是那些被吸纳到港英体制中的香港华人精英——从早期被看作“洋买办”的大商家，到20世纪70年代又进一步扩展到的香港中产专业人士。地处同样地理空间、同样制度下的澳门虽然也具有“通道”功能，却无法发挥出类似香港的积极作用。因为香港人的背后是遍布欧美、大洋洲、东南亚、印度洋乃至非洲的整个海外华人网络，而这个人才流动网络在漫长的历史上已经融入英美主导的上层资本主义世界超级版图中。比较之下，澳门人融入的葡萄牙语网络已经衰落，无法进入这一超级版图。因此，中国打开香港的大门，就意味着利用世界超级版图的网络将全球的资本、技术、人才和最新的观念引入中国，这必然推动中国的复兴；而关闭香港的大门，则意味着中国会被封闭在区域性秩序的下层世界。可以说，近代中国的经济方式、政治观念和文化思想的革新都是通过香港的“口岸知识分子”和“买办商人”这些“联络人”推动的。秉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政治”使命的新中国竟然在成立之后保留香港这块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之地，改革开放之后又率先抛弃冷战观念搞出“一国两制”来保留殖民地的遗产，无疑是看重香港在世界帝国超级版图中形成的网络。邓小平在设计“一国两制”时明确指出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强调中国需要更多的进入世界超级版图的国际大都市。

       在下层区域性本土秩序与上层世界超级版图的互动中，香港人要真正发挥“联络人”的居间作用，就必须掌握上层世界所通行的观念和法则，比如接受英文的“深度教育”，认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当他们努力将这些价值观念、生活准则和行为方式内化到身体中，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产生出“去中国化”的心态，从而脱离下层的中国世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失去了对下层世界的感知，忘记了上层世界帝国体系根植于西方文明的下层世界中，忘记了中国革命乃至中国崛起正在通过改变下层世界而改变上层世界帝国体系的结构。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全面开放，更多的内地城市逐渐进入世界超级版图中，香港作为通道的“联络人”优势不断被削弱。某种意义上，一些香港人恰恰是为了努力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才推动香港成为美国对中国推行“颜色革命”的基地或者“桥头堡”，从而巩固美国在世界超级版图中的优势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居间“联络人”的两面性，既有服务于中国战略的一面，又有服务于西方战略的一面。当双方利益一致时，“联络人”就会成为双方的座上宾而左右逢源，甚至左右通吃；然而，一旦双方发生利益分歧乃至出现分裂斗争时，“联络人”就很容易被双方都不信任而成为被抛弃的对象，就像美军逃离喀布尔时再现了当年逃离西贡时的一幕，从美国飞机上摔下来的都是居间的联络人。

       （二）边疆的革命性：质文之辨

       边疆的居间性凸显了两种文明在和平时期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尤其是商业贸易、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互通有无。然而，从长远历史看，这种文明的相互交流往往是不对称的，即强势文明或文明中某种强势因素对弱势文明或文明中的弱势因素施加了更大影响，尤其在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出现维度差异的情况下，文明互动更是以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毁灭并进行重组的方式展现出来。就像今天的“长城地带”已不再是边疆，而是被稳固地纳入中国的中心地带，农耕定居乃至工业化城市生活已经成为主要生活方式，即使放牧生活也不再依靠历史上的马背民族，而是被机械化车辆乃至无人机所取代，马背民族与草原牧歌一样或将成为文化记忆。因此，边疆从来都是高维度文明征服取代低维度文明，或兴盛文明征服衰落文明的“基地”或“跳板”。长城地带不仅是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入侵的防线，也是农耕生活向草原拓展的后方基地。同样，香港作为新边疆始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进入中华文明的基地。从大英帝国的海洋帝国战略看，以香港为中心辐射的江南地区就像南非、印度一样，成为大英帝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从海洋向欧亚大陆扩张的跳板，用麦金德的话来说，就属于大英帝国包围大陆地所精心选择的岛屿或半岛。大英帝国之所以成为“岛屿收藏家”，恰恰是为了将这些岛屿作为基地和跳板来进入此前对其封闭的大陆。

       从这个角度看，边疆的形象就不再是对中心文明的消极偏离，而是成为改变甚至毁灭文明中心地带的积极能动的力量，成为推动文明中心实现变革的革命性力量。希腊文明最终被边疆的少数民族所毁灭，但由此促成希腊文明向东方扩张的“希腊化时代”。

       虽然希腊文明乃至罗马文明对于边疆地区来说文明维度较高，但最终被边疆低级文明所毁灭，因为这些高级文明处于衰落停滞阶段，而边疆野蛮文明正处于勃兴的阶段。更何况这些边疆野蛮文明因占据了大陆心脏地带，拥有草原骑兵的机动性优势，抵消了他们在文化创造上的劣势。文明不仅包括人造的人文世界，而且包括它所依托的自然地理空间。人类早期文明都是在适合人类居住生活的温带平原上诞生的，甚至都依托大河、湖泊的养育才成长起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从西向东分布着的几大区域性文明帝国，就像围绕在大陆心脏地带上的珍珠项链。因此，大陆心脏地带与大陆边缘地带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始终是文明之间冲突和交融的边疆地带。今天发生于乌克兰的俄乌战争就像历史上发生在中国长城地带的故事一样，属于发生在“文明断裂带”上的边疆故事。在这个文明断裂带上，边疆的能动性和革命性动力源于心脏地带的文明兴衰，因此，来自边疆的冲击就像潮汐一样间歇性地涨落。

       然而，对于文明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人为创造的器物、技术、制度、文化等外在的、僵死的、定型的呈现，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机勃勃的、能动自由的、创造性的精神力量。文明不仅是“已成之物”，更是有待创造生成的“未成之物”。如斯宾格勒所言，“文明是一种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这个人造的文明世界一旦像自然世界一样成为一种必然性的约束力量，就会像自然地理一样成为僵死不变的东西，僵死的文明意味着停滞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种外在力量来摧毁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文明形态，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就像清朝乾隆皇帝将马戛尔尼使团看作野蛮人，而在后者的眼里大清帝国已经陷入文明僵死的停滞状态中，需要新的观念、新的精神、新的文化表达乃至生机勃勃的旺盛生命力来毁灭趋于定型、僵死的文明，唤醒“沉睡的雄狮”，并创造出新的文明。

       因此，从“跨文明”的文明互动视角看，或者从文明生成演变的动态历史视角看，按照文明自我中心主义叙述所形成的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疆的等级关系或许可以颠倒过来，即文明中心作为一种既成的创造可能陷入僵化、衰落和死亡，反而野蛮的边疆所诞生的自由精神和活泼旺盛的生命力代表着创造、未来和希望。“文明”是对野蛮的驯化和养育的结果，而“野蛮”孕育着文明成长的生命种子。这无疑构成了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疆的辩证法。“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边疆与中心在文明的生成、兴盛、衰亡、转化、再生的动态历史进程中有机地交织在一起。“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文明生生不息的变化发展恰恰基于文明与文化、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缘相互颠倒转化的辩证法。由此，文明和野蛮就不再是单纯的高低等级秩序，反而可以成为相互颠倒的阴阳两极。

       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不仅是文明与野蛮的文化等级之辨，也是文明演化进程中的文质之辨，更是“内中国，外夷狄”，中心与边缘的内外空间秩序建构之辨，以及中心汉族与边缘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之辨。文化政治、统治秩序和族裔身份与王朝更迭、文明演化的历史法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复杂生动、不断变化的政治图景。而这场漫长的历史争论实际上包含着“内中国”尺度的“小中国”想象与中心边缘内外结合的“大中国”想象。以“小中国”为尺度的中原王朝观很容易在文明自我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强调中国与夷狄内外之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明冲突论”，边疆夷狄被视为对中心华夏文明的偏离和挑战。而这种理论盛行时，往往是边疆少数民族处于强盛阶段而对相对衰弱的中心华夏王朝构成“危险的边疆”的时期，比如宋代、晚明这种论述尤其盛行，其目的无非是凝聚华夏王朝内在共识以共同对抗边疆少数民族的入侵。然而，以“大中国”为尺度的天下秩序观往往具有一种“跨文明”的意味，强调“以夏变夷”的跨文明的文明融合论，以至于将边疆少数民族的文明也纳入中华文明的正统叙事中，从而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并致力于建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可见，围绕边疆展开华夷之辨实际上是文明互动格局背景下，围绕形成的“小中国”与“大中国”两种政治格局，文明中心主义与跨文明关系主义的辩论。中国文明不断更新发展的动力或源头活水当然来自华夏中心地带的文明创造，但在文明中心地带陷入腐朽衰落之际，反而需要借助边疆野蛮能动的生命力来激活中心地带，促使文明革新和再生。由此，我们看到，无论秦汉、隋唐还是明清，恰恰是借助西北和东北内陆边疆的能动力量建构起多元一体的“大中国”。晚清以来，由于传统农业文明发展到巅峰陷入停滞，来自新旧边疆的挑战不仅成为破坏性力量，比如南方基督教传播带来的太平天国运动，西北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宗教势力挑起的西北大叛乱，而且成为积极推动文明更新的革命性力量，比如来自香港新边疆地带的革命性力量推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上全面“北伐”，而来自北方旧边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念，共同推动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现代革新。

       当然，新边疆的新的革命性力量不是传统的马背民族，也不是近代以来的商人群体，而是晚清以来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从精神、理念的“文化”源头发起对既成的、僵化的“文明”的毁灭性革命。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明秩序而言，掌握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就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的“野蛮人”。整个五四运动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的源头活水都是从野蛮的边疆而来，从旧边疆传入共产主义，从新边疆传入自由主义。我们唯有从“跨文明”的视野，把欧美资本主义文明与苏俄缔造的社会主义文明同时纳入与中国文明互动的视野中，从能动边疆的革命性入手，才能理解中国文明从死亡到再生的创造性转化。

       （三）边疆的革命性：“跳板”与自由的两面性

       不同于旧边疆马背民族带来的尚武精神，也不同于新边疆商人群体带来的理性精神，推动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带来的是现代自由精神。现代精神或现代文化的核心乃是“自由”。然而，现代的自由精神恰恰源于边疆的野蛮人。正是在欧洲文明的边疆北欧的维京海盗不仅最先发现了海洋，而且通过海上劫掠冲击着欧洲中心的罗马文明，这些海盗的后裔进入大陆又变成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蛮人。正是这群野蛮人摧毁了罗马帝国，将欧洲带入封建自治的混乱秩序中。孟德斯鸠盛赞这群野蛮人的自由精神，认为来自北方寒冷地带的，具有勇敢、自由精神的野蛮人摧毁了罗马帝国奴役的锁链。孟德斯鸠对这种边疆野蛮人的自由精神的赞扬基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对英格兰自由政体的向往也强调日耳曼森林中的野蛮人所带来的自治，自由精神同时意味着对自我同意的法律秩序的服从，法治精神由此而来。

       这样我们就看到现代自由精神的两面：桀骜不驯、征服搏杀的一面与理性计算、同意服从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大英帝国的兴起不仅获益于全球海洋上的海盗劫掠及对这种海盗精神的继承，而且获益于理性化计算推动的科技革命和商业经营，所谓“仗剑经商”的说法恰恰同时结合了现代自由精神的两面，“仗剑”具有马背民族尚武征服搏杀的一面，“经商”则体现理性化的精明计算的一面。后来霍布斯进一步将这种野蛮人精神赋予了哲学上的“自由”意义。“自由”精神一方面是边疆野蛮人的精神状态，即像野兽（狼）一样处于生死搏斗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就是商人精明计算的精神状态，是面对死亡威胁而达成社会契约并服从契约的一面。现代自由精神的这两面，后来被黑格尔进一步区分为“主人人格”与“奴隶人格”，而在尼采哲学中，则上升为“超人”与“末人”的区分。

       如果我们从现代自由精神的两面性来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入的现代自由精神，就会发现这种自由精神推动形成了两种文化政治。一种是从近代以来从南方新边疆传入的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文化，由于东南沿海新边疆的居间性，使其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帝国秩序融为一体，并认同了以自由市场和法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明秩序，由此展开“北伐”。这种文化政治可以称之为“承认政治”，其自由精神根基更多基于理性计算，并服从于西方建立起来的世界帝国秩序。无论是香港华人精英被吸纳到港英殖民统治秩序中，还是国民党在内战期间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新将中国置于美国保护之下，表面上是服从契约的自由精神形成了“条约共治”，但这恰恰反映出其奴隶人格，因为“条约共治”的结果是西方人作为主人统治中国人。另一种就是从北方旧边疆传入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政治”，无疑将现代自由精神发挥到极致，不仅用暴力革命推翻一切“既成”的不平等文明秩序，而且要展开前所未有的自由创造：“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种自由精神无疑继承了来自旧边疆的桀骜不驯的尚武精神。由此，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两种“文化政治”的斗争，不仅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政治道路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而且与南方海洋新边疆的英美资本主义阵营和北方大陆旧边疆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政治格局交织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地理格局中，这不仅与中国新边疆塑造的南方商业理性和旧边疆塑造的北方质朴尚武的人格品质交织在一起，而且与国民党秉持新“华夷之辨”并最终定都南京的“小中国”想象和共产党秉持民族平等、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天下一家”理念并最终定都北京的“大中国”想象交织在一起。

       可见，古代中国文明是南北边疆作为积极能动的力量参与推动塑造的，同样，现代中国文明也是南北边疆作为两种能动的力量推动现代自由精神的两面相互激荡而共同塑造的。从南方新边疆而来的资本主义推翻了传统帝制却依然未能解决“条约共治”的殖民主义，而从北方旧边疆而来的社会主义推动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独立自主并完成了工业化的重任。改革开放重新借助南方商业理性而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现经济崛起，而今天又重新借助北方斗争精神并背靠俄罗斯与英美世界帝国秩序展开世界超级版图的争夺。在这样的历史中，香港既是西方文明向中国输入商业、民主和文化的“基地”和“跳板”，同样也是中国向西方输出革命、商品和文化的“基地”和“跳板”。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向西方输出革命，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输出商品，而在新时代开辟的未来无疑会向西方输出思想和文化。当西方文明崛起陷入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争夺时，唯有中国在地缘政治上能够借助南北边疆将大陆世界与海洋世界融为一体。可以说，中国文明不断成长、壮大恰恰来自南北边疆力量的相互接力，在多元开放中向外拓展，在夯实一体中内部不断壮大，这不仅是自由内在的两面互动的辩证法，也是文明演化中质文互动的辩证法。

       四、香港：从“问题”到“方法”

       在关于香港的主流论述中，经常出现“香港问题”这个表述，以至于在不少人的论述中，香港这个“海外游子”在回归之后似乎变成了一个顽劣淘气的“问题儿童”。这种将香港作为“问题”（problem）的思考方式，显然是从中心视角看边疆。假如从边疆的视角看中心，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国民党想收回香港，但因为丘吉尔不答应也就无能为力。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香港人民群众翘首盼红旗，可大军勒马罗湖边境，要香港人民群众做好被殖民压迫的“长期打算”。刚说好要“长期打算”，又突然要求展开革命斗争，将反帝反殖民的革命运动推向全球，然而在革命运动被残酷镇压之后，却回过头来批评香港左派冒险的盲动主义。香港好不容易熬过艰难岁月变成了“亚洲四小龙”，成为“会下金蛋的鹅”，然后则有了“一国两制”。香港人希望“民主回归”，但中央提出“港人治港”，将香港人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身份变为一种政治身份。基本法是中央主导起草的，无论“双普选”还是国家安全立法都是基本法载明的。既然基本法规定香港要保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基本不变，那就意味着香港应当按照资本主义内在逻辑来运作，竞争性选举、司法复核和言论自由都已成为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可见，香港边疆的历史和今天的模样主要是由中西两个文明中心的力量塑造的。“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中央治港出现问题首先应当反求诸己。文明冲突与互动就像刮风下雨一样属于自然规律。因此，不是风动，也不是旗动，而是心在动。如果说存在什么“香港问题”，那也不是“香港的问题”，不过是“发生在香港的问题”，那与其说是香港的“问题”，不如说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病症或许在香港，但病根却在全球文明之间的互动。我们唯有反求诸己，理解中心与边缘的文质互动对中国文明的塑造意义，才能真正读懂香港“人心”，才能理解香港人的话语言说中隐含的“无言的忧怨”。对改革开放这一代人而言，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曾经是心目中的圣地，而对于中国崛起的一代人而言，香港则变成日益普通平庸的地方性城市，需要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来寻找自己的出路。从改革开放之初内地人面对香港的自卑，到中国崛起后内地人对香港的傲慢，这种态度反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未能在观念上和理论上处理好中心与边缘的有机关系，始终从中心的角度看边疆，以至于形成居于中心即傲慢，落入边缘而自卑的心态。

       由此，我们发现“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与“一国两制”的观念理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断裂。“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以及中央对港方针政策高度重视香港，始终将香港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思考。然而，在“一国两制”的主流观念理论表述中，要么基于民族国家理论，要么基于文明自我中心主义，始终是以国家中心为尺度来提出香港“问题”，以“一国”中心的社会主义观念来看待“两制”下香港边疆的资本主义，从而不断批评、指责发生在香港的故事，无论是两制冲突，还是人心回归，始终将香港对中心的偏离看作“问题”，将其看作有待克服和解决的消极因素，要么认为等待“五十年之后”应采取“一国一制”，要么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对台湾丧失了示范意义。这种思维方式和理论主张显然不符合中央对香港的“一国两制”定位和长远发展战略。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一国两制”将“长期保持不变”，提出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优势，不仅是对处于焦虑中的香港人讲的，更是对所有持上述观念和理论的中央治港决策者乃至所有内地人讲的。

       可见，要形成一种与“一国两制”制度安排相匹配的“一国两制”的观念、理论和文化，就必须秉持一种“跨文明”的视角，“以边疆为方法”。文明自我中心主义者将边疆理解为消极的边疆，必然形成对边疆的封闭、傲慢、批评乃至整合同化的冲动，强调将香港融入内地秩序中；而以边疆为中心的“跨文明”视野将边疆理解为积极能动的边疆，必然形成对边疆的尊重、理解、包容乃至学习融合的努力。这两种对待边疆问题的不同理论态度和视角导致我们对“一国两制”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解，究竟是社会主义的“一国”外加资本主义的港澳台，还是内地社会主义和港澳台资本主义共同建构为“一国”？这两种理论想象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对正在建构中的“一国”的政治想象，即“一国两制”中作为根基和基础的“一国”只是内地社会主义的“小中国”，还是包容台港澳边疆资本主义体系在内的“大中国”，甚至要包括对海外华人展开统一战线工作的“大中华”。当年，国共内战时期，面对北方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围绕定都南北的讨论就形成共产党的包容西北边疆乃至苏联社会主义在内的“大中国”论述，与国民党在新的华夷之辨下形成的民族主义的“小中国”论述。而今天，面对台港澳新边疆及其背后的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对“一国两制”的思考方法、理论建构究竟是以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小中国”想象，还是基于文明秩序建构和容纳吸收资本主义乃至全球发展的“大中华”想象？

       如果从“大中国”的想象看，香港作为边疆显然不是“问题”（problem），反而是我们思考“问题”（issue）的“方法”，即在“跨文明”的背景下思考香港作为新边疆既是中国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窗口”，同样也是中国向外拓展输出的“跳板”，曾经向外输出革命，现在正在向外输出商品和货币，未来当然可以向外输出思想和文化。因此，讲香港问题不反思中国问题，那是没有脑子；讲中国崛起不思量香港贡献，那是没有良心。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借助香港的“一国两制”学会如何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今随着“一国两制”进入新时代，伴随中国崛起和中美全球竞争这百年大变局的到来，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学会驾驭全球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在全球自由舆论环境下掌握国际话语权，无疑成为中国崛起必须完成的必修课。由此，香港的竞争性选举、普通法体系和司法复核制度以及自由传媒体制并非作为“问题”（problem）的“负资产”，反而应当成为中国学习驾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和文教体系的训练基地，成为对海外华人开展“大统战”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无论是在一般意义上讲“以边疆为方法”，还是具体讲“以香港为方法”，人们都会想到柯文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或沟口雄三提出的“以中国为方法”。的确，“以中国为方法”主要强调中国领土的广阔性，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和文明建构的复杂性，从而以中国为常态来回应“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中国的裁剪。然而，笔者在此提出的“以边疆为方法”或“以香港为方法”，重点在于强调在“跨文明”视角下关注中国文明演变乃至全球文明格局中边疆与中心之间的质文互动。19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现代文明秩序开始成型，然而，无论是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革命运动，还是今天中国的崛起，实际上都是边疆地带对文明中心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由于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秩序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腐败、堕落和停滞，才为中国文明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会，而如何在全球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有益要素的基础上，建构面向人类未来的、更美好的文明新形态，无疑是中国文明崛起所必须承担的历史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