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黄平谈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黄平，社会学博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91)，现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科大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交流与促进会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且马上就要迎来“爱国者治港”的新篇章。日前，中评社记者专访了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科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黄平，请他就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成果和意义以及未来香港应如何积极前行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黄平认为，“一国两制”最大的成功就是前所未有地开创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模式，它不但成功地走过了25年，而且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建设的一个有机部分。

未来，香港在“爱国者治港”的新篇章下，还需要“再认识、再定位、再出发”，不仅由乱及治，还要由治及兴，不仅保持原有优势，还要创造新的优势，并与内地形成优势互补，去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黄平，社会学博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91)，现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科大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交流与促进会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包括《未完成的叙说》、《西部经验》、《误导与发展》、《本土全球化》、《梦里家国：社会变迁、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家国天下：中国发展道路与全球治理》 等。

以下为专访全文：

中评社记者：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已迈入第二十五年，迎来“一国两制”中期转捩点的香港面临哪些与过去不同的考验？

黄平：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刚刚进入第二个25年，与此前25年相比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回过头来看，就在于第一个25年我们实际上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探索、实践中走过来的，也包括各种预期都合没有预期到的磕磕碰碰。还在与英国人谈判的时候，小平同志就非常明确地强调过：主权回归问题没得谈，要谈就是谈治权的回归。因此为了谈治权回归，我们提出了“港人治港”，含意是不能再由“英人治港”，即不能是英国幻想的什么“主权换治权”。1997年香港回归后，我们开始按照基本法实践“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时有一句通俗的话叫“马照跑，舞照跳”，就是香港回归祖国后，在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变。25年下来，除了强调一国是前提、国家的主权安全不能触碰、中央全面管制权以及国安法颁布实施以后再重新强调和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外，我个人认为，第二个25年当然要下大力气切实解决好经济民生问题和教育舆论和背后的去殖民化和国家认同问题，一个最重要的是还要解决好两制之间的优势互补与有机契合。

要说考验，我认为就是要考验“一国两制”这个前所未有的事业的生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如果我们在第二个25年能够做到优势互补、有机契合，那就不只是对香港的繁荣稳定、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也对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中评社记者：过去，香港部分人士因缺乏正确理解“一国两制”的认知格局导致一些问题，您认为，在“爱国者治港”的新开篇下，这个问题应如何改善？

黄平：改革开放不久，1981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那个时候，中国内地的发展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有很大差距，与周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们的台港澳地区也有很大差距。因为我们并没有“一国两制”实践的先例或者实际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确实是在与英国谈判和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后，一方面相信绝大多数港人是爱国爱港的，因此随着主权回归和治权的回归，香港人是能把香港治理好的，能够使香港繁荣与稳定，另一方面，也在基本法中奠定了一国的基础，也为如果出现大的动乱或外部挑战国家如何确保香港的秩序稳定和安定，同时也不断加强祖国内地与香港的联系，从刚一回归香港也遭遇亚洲金融风暴国家就及时出手相助就可以看出来。不过，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到现在，短短四十年间，中国的持续高速发展不但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提高了14亿人的生活水准，也大大地改变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全球层面东西方的比重，现在我们叫“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事实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数就是中国的发展和稳步走向复兴。

但是在过去，既由于并没有先例，也由于当时内地与香港等地的差距较大，我们在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和阐述上，讲得比较多的是两制，是“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对“一国”强调得相对较少。但回归以来，包括2014年“占中”到2019年“修例”引发的巨大风波和挑战以来，我们看到连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这次“修例”事件，不只是香港出现了街头暴力，出现了最严重的一次对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的繁荣稳定的挑战，而且也是一次公开的对整个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制度的挑战。经过这些事件，也是从这些实践中，我们更加认识到不仅要把“一国”的前提讲清楚，而且更要把它筑牢。

我还记得，在2014年发生“占中”后到香港来与大家交流时，我曾说过，“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12个字并不是一个平行的关系，而是一个递进的关系：首先，一国是大前提，因此国家的主权、安全、基本制度等是不可挑战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可踩踏和跨越的红线、底线。其次，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在内地和香港实施两种制度，即香港回归以后，一方面主权、治权回归了，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再次，在香港这一制保持不变之下实行“港人治港”，即不再是“英人治港”，小平同志的原话就是，“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 而且，“港人治港”也是指由香港本地的中国人行使管理香港的权力。但也“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 最后，是高度自治，正式说法是除国防、外交等由中央人民政府管辖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是，就如邓小平当时就明确说的，“我们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自治’。”

前些年，我们一些人在认知上发生偏差或认识不准确不到位，表现为一国意识不强，爱国者治港意识也不够强，并且，一些人缺乏中央对港有全面管治权的这个概念，片面讲高度自治。25年走下来，特别是经过这些年出现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加明确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加完整准确地认识和全面践行“一国两制”，包括当初小平同志就明确说过的，“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他说，“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的理解是，即使两制下的香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变，但是参与治理的人必须是爱国爱港的中国人。

中评社记者：您不久前说过，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关键时期，要切实做到“四个要”，即“底线要守住、发展要保住、民生要兜住、人心要搂住”，可否请您对此再细致谈谈？您认为，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如何去实现这“四要”？

黄平：我提这“四个要”比较口语化，其中也有个递进和互补关系。首先，“底线要守住”。就是指国家主权、安全、宪法《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尊严要守住，这是底线。自从香港回归祖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权范围内的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因此也是一国范畴的问题，是不容挑战的大前提，所以我用了“守住”这个词，如果这个前提没有依法守住的话，再大的发展成果也可以被瞬间丢掉、毁掉，这个大前提不以深圳河的南北为界。

其次，发展要保住。在主权安全这个底线守住的大前提下，发展一定要保住。香港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其发展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赞誉，不仅对香港本身，也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东亚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回归后我们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繁荣与稳定，也需要保证进入第二个25年后香港的经济依然稳健，让香港市民的民生保障等也有物质基础。

再次，民生要兜住。我们知道，香港700多万人中也分高中低收入群体，那么，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民生问题必须要“兜住”。香港是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规则和相应的法治规则来治理，这没变，也没问题，但也要通过相应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政策来改善民生，包括青年人的就业、低收入群体的住房等，这些就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也是一直在试图这么做的。香港很多人习惯于对标对表的英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就开始通过社会政策大力改善和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因此，香港的民生问题没有任何理由回归后反而积累起来，甚至成为深层次问题之一，这个“兜住”也借用了内地的政策语言，就是要给下层兜底，至少不断得到改善，这个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和资本。

最后，“人心要搂住”。就是说，香港除了主权、治权1997就回归之外，还有一个人心回归或者说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年的国家认同问题。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人也是中国人，这个问题1997年从法理上解决了，但是如果没有人心的回归，国家的认同，那回归还只是法理和主权意义上的，最多再加上地域意义上的。当然，人心回归和国家认同需要长期细致的工作，也需要主权的伸张、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来不断夯实人心和认同的基础，再通过长期的教育、舆论以及整个文化氛围的改变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应该是第二个25年一项非常具体而慎重的工作，从本届特区政府就要在前面25年的基础上做起来，并且做得更细更好，不能因为一时见不到效就拖延或者乾脆不做。

中评社记者：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其讲话中多次强调“以结果为本”？对此您如何看待？您对下一届香港特区政府有何期待？

黄平：第一，这个词我的理解就是内地常讲的“以结果为导向”，也就是说一千道一万，最后还是要看施政达到没达到目的和目标，有没有见到效果。李家超先生这样讲，就表明要务实解决问题。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二，香港今天的一些老问题还没解决或没解决好，例如前面提到的民生改善、人心回归等问题，又增添很多新问题，包括如何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毕竟香港不是世外挑源，现在世界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国家正朝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国际关系周边关系也在变化调整之中，各类预知和无法预知的风险、挑战、危机、不确定性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以结果为导向，是很务实的态度，否则就会迷失掉，不知所措，或不知从何着手。

第三，现在大家对新一届政府期望很高，新一届政府上来之后应该认真总结过往25年的经验以及教训，既保持繁荣稳定，也寻求良政善治，这样，我们才能在原有基础上做得更好。良政善治也包括刚才我讲的“四个要”，虽然不能说立刻就完全做到、做好，但是应该务实地朝着不断改善的方向前进。

第四，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这是习主席明确对李家超讲的。有了中央的全力支持和特区政府对“一国两制”的坚守，香港各界也应积极参与到建设香港发展香港的事业中来。中央、国家会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来确保香港繁荣稳定，香港自身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努力，各行各界都共同努力，而不止是特首、特区政府，这样才能使得新一届政府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中评社记者：面对疫情持续不去，美国加息与俄乌战争等多重因素，您认为当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面临哪些风险与挑战？香港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稳固自身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黄平：的确，新冠疫情可以说是在百年未有大变局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下的雪上加霜或者说飞来“横祸”，对此我们只能积极而稳妥地应对。我认为，下一步防疫抗疫一定要争取做到两地联动，香港完全可以吸取内地或者还包括外国和周边一些人口数量差不多的城市的各类的防疫经验和教训，不要人为地把自己束缚住，过多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这也不能学那也不能做，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老百姓的健康，然后是经济尽快恢复，一个关键是对内（地）、对外（部）的通关。我相信，随着全世界和中国内地这一轮防疫抗疫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人员基本无法流通带来的不便很快会有极大的缓解，对此我是乐观的，当然要务实推进，这对特区政府是一个考验，太急太慢可能都不成，但关键还不是通关的快慢问题，而是通关前后的管理和服务跟进与到位问题。

另外，目前的俄乌冲突是大的不确定性的一个最新表现。整个世界局势确实对香港新一届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考验，最直接的就是金融中心地位问题。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中已经写入香港的新定位与角色，最近国家领导人会见李家超时也说得很清楚，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香港既要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三大中心地位，还要加快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目前已经实施了《国安法》，在贯彻“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同时，需要确保已有的优势，并且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也包括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面对新的不确定因素，香港要保持战略定力，无惧风险，又结合国家所需，又发挥香港所长，这样，未来就是挑战与希望并存、希望大于挑战的，具体说就要保金融中心，开创科中心。

中评社记者：美国国务院今年3月31日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2022年度香港政策报告，称香港的自由正在逐步减少。此外，美国共和党众议员甚至致函总统拜登要求扩大“制裁”香港范围。您如何看待美国持续干预香港事务的动因？香港应该如何在中美角力的大背景下持续发展？

黄平：美英等国最近拿香港的人权、自由等问题说事儿，除了人们常说的明显搞“双标”外，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考量”，就是将这些问题作为制约中国发展的一张牌，这也是其一贯信奉并一直实施的“地缘政治”的手段。只不过，这些年中国发展速度、规模、势头越来越有势不可挡的架势，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方方面面都在推进 ，因此西方一些大国里的一些人认为，只打台湾牌，或是过去新疆西藏牌中的个别人物个别事件，已不够了，不足以有效制约中国的发展，对此，我们要看得清楚，而不被一些听上去显得花言巧语的说辞所迷惑。

事实上，只要中国本身稳住了、发展了，我们也不必惧怕起起伏伏的国际斗争和外部挑战，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大变局下，中国的发展包括港澳的发展至少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等起到引领作用，也会影响世界的变化格局，所以我们在看清这些小动作的同时也应该沉着应对，不被他们带节奏，更不被带进沟里，不让他们打乱和毁掉香港本身的繁荣稳定和良政善治。至于香港本身还存在的问题，就如同内地也存在问题一样，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严肃更认真也更务实地重视它们和不断寻找有效途径妥善解决它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关心、关切，也包括各种批评，只要不是被大国的地缘政治所裹挟和绑架，即使有的人难免戴有傲慢偏见，那香港也好，整个中国也好，都欢迎，也都认真听取和及时采纳，这也是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文明互鉴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评社记者：面对目前国际大格局，香港出现了人才流失的现象。您认为，应该如何发挥好“一国两制”特色，增强香港对内地人才和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黄平：客观上来讲，香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遭遇到的挑战，的确出现了部分人员外流的现象。但现在香港已经行走在“由治及兴”的第二个25年的开端，如果要实现繁荣稳定、良政善治、确保“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那人才就是关键。尽管前一段为了治理香港乱象不得不出重手，但香港原有的优势并未也不会消失，它还是一个法治型、开放性的市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城市，仍然具有吸纳各类人才的巨大空间。只要有机会，无论是国际人才还是本地青年人才、内地人才，只要香港有发展的空间，人往高处走、人到香港来就是大概率。

我认为，新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加大力度推广优才计划，既向全世界招聘，也继续强加吸引内地优秀人才，还特别要用好本地的各类人才，或者创造更多更大的空间和条件为本地人施展才华。从中长期看，我觉得，只要“一国两制”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好，香港的优势就在，所以，从长而论，应该考虑的不是人才流失，而是如何让本地人才涌现和外来人才聚集并发挥作用的问题。当然，这么讲不是绝意味着香港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从来都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走过1997年金融风暴，走过2014年的“占中”和2019年的修例风波，现在也面临内部深层次问题如何妥善解决和外部挑战如何妥善应对等问题，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背靠的是一个正在日益繁荣强大的祖国，这个优势是其他地区所没有的，香港一定要看到这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与内地形成优势互补。

中评社记者：近年来，香港与内地时常就一些小事产生摩擦，您认为两地一部份人互不认同的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何？民意向背的问题应该如何逐步解决？

黄平：由于与内地制度不同，香港也长期对内地缺乏瞭解，加之回归也才25年，从更长的历史来看，25年也是很短的，不过一代人的事，加上之前一些港人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文化氛围，难免有无知乃至傲慢和偏见，使得两地民众之间出现过一些摩擦，今后也还会有磕磕碰碰。其实任何一个地方，它与其他地方的人也会有摩擦。但是，我认为，不管是青年还是普通民众，彼此之间沟通、交流、往来都是最基本的。在新一届特区政府开始执政之时，也应着手增加两地民间和基层的沟通交流，而不只是在高层政治和政策层面的彼此瞭解。

中评社记者：您认为“一国两制”最大的成功是什么？站在新的征程上，您认为香港未来还可以发挥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与作用？

黄平：说一千道一万，最大的成果就是前所未有地开创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模式，不但成功地走过了25年，而且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建设的一个有机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建国七十多年，改革开放也四十多年了，中国走出了很多自己的特色，包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走依法治国、科技强国、改革开放的道路，等等，而“一国两制”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能妥善解决原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更能够实现与两地虽不同制却优势互补和有机衔接。

与一些人一样，之前我也讲过香港还需要“再认识、再定位、再出发”。我的看法，“再认识”，就是指当初我们对“一国两制”、“繁荣稳定”的认知上还是存在一些偏差，还不够准确不够完善，因此，不管是香港也好，内地也好，都需要更准确、更完整地理解“一国两制”，我们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的认知，并且丰富认知，也发现问题并找准问题的结症，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样对于如何解决问题有更准更深的把握。

而“再定位”呢，就是要清楚香港在国家大局和下一步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和定位是什么？香港的在定位，至少我以为，它不只是一个在“一国两制”之下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不变的的特区和高度国际化的大城市，而是要在整个中国发展中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发挥已有的和潜在的独特作用。2047年是香港回归50周年，正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同一个时间段，那么，整个第二个25年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就可以也应该赋予新的定位，包括融入祖国发展大局，从国之大者来看待香港，并在这个大局中贡献自己独特的作用，发挥独有的优势，其中也包括在国家更加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和优势。

“再出发”，就是香港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中，不能固步自封，而要守正创新，积极主动认识世界的新变化，认识国家的新发展，也认识与内地关系新变化。不是说从时间上进入了第二个25年，香港就自然升级成了一国两制的2.0版，我们需要认识到位，或者用新特首的话，以结果为导向，使得香港不仅由乱及治，还要由治及兴，不仅保持原有优势，还要创造新的优势，并与内地形成优势互补，这样去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文章来源：中评网，2022年6月17日。记者：郭至君（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