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中美会谈后再谈这个问题，“为什么需要了解中国？”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7-28 07:28

【导读】 从天津离开的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尽管如愿见到了王毅外长，但对于他身后的那个中国，舍曼未必理解得了。这从会谈前的外交太极拳和会谈后的双方“各自表述”中便可看出端倪。 对于美西方精英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中国？”已经从一个困扰变成了现实需要，但他们并没有得到答案，或者说，并不想得到答案。 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曾指出，西方习惯于从自己的视角看待中国，这是错误的。中国是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产物。 如何从文明角度了解中国？如果说中国不是民族国家，那么中国与西方的根本不同是什么？如果说中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那么世界是否正在走向“文明冲突”？ 针对这些问题，观察者网特别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黄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黄平  图由作者提供

【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马丁·雅克先生此前发表的演讲（“我们为什么需要了解中国？”）中提到，西方总是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解释中国现象，产生了很多误解，实际上中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而是文明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怎么看中华文明在国家构建中的作用？

黄平：我认识马丁·雅克很多年，算是老朋友了。严格地说，这不是马丁·雅克个人刚提出的见解，我记得早在6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美国的政治学家白鲁恂都提出过“文明国家”的概念，马丁应该是引用了这个概念。

我觉得，从启蒙到近代以来，西方逐步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导力量，西方人也因此用自己的眼光包括他们所熟悉的国家（“民族-国家”）理论来看待别的非西方社会和地区，不论是原来就已经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中国、印度、日本、伊朗、阿拉伯世界，还是其他后来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地区和社会。这种用西方眼光西方理论看世界、看其他国家和地区从16-17世纪就开始了，到了19-20世纪基本已成“定理”，或被认为只有这样一种视角。

拿“民族-国家”概念来说，其实它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民族-国家”是一个18-19世纪才有的欧洲现象，在这种民族-国家以前是公国、王国、帝国等形式的国家形态。即使追溯到1648年欧洲各国达成《威斯特伐里亚公约》（该公约明确规定了由中央控制的独立国家之间对对方的主权和领土的尊重，这是我们今天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欧洲早期版本）时期，时间也并不算长，何况威斯特伐里亚公约也并不是在“民族-国家”之间达成的。

纪念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 图自维基百科

完全可以说，“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本身是非常“欧洲化”的，18世纪以后欧洲才慢慢从以前分封领地的王国、19世纪以后（甚至20世纪一战以后）才从帝国形态过渡到以民族为单位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态。但即使是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后来的德国，也并不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

这样，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在经过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等等，一直到一战以后才逐步成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国家”（或西方式的现代国家）形式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长期被西方统治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是这些殖民地独立以后也是照猫画虎，模仿宗主国的制度立国，用西方式的“（民族）国家”形式重新组织自己的社会，本来广大的殖民地被殖民、被侵略以前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独立以后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建构，却都以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为模板。

可以说，民族国家体制是帝国（如大英、法兰西、奥匈、俄罗斯、奥斯曼、德意志）模式在一战前后逐步走向衰亡以后才出现的国家形式。客观上，这种国家形式已经是现在最重要的组织社会方式，但是并不等于只有或只能用这一种眼光去看待国家现象。

比如说，中国1840年以前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帝国，1840年以后落入半殖民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晚清王朝，1949年重新站起来，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国家，这样一直走到了今天，并继续朝着民族复兴的方向发展，其中，现代国家建设，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得到保证前提下的国家制度、国民经济、国民教育、社会与文化建设、福利与保障、审计与税收，有的还在完善之中，特别是国家认同与正当性问题，也要在多民族多区域里不断巩固，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不断凸显。

这里一个关键，是客观上的现代国家现象（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现代国家），与是否仅仅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眼光去看待各个国家与社会，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前者是客观现实，后者是看待问题的视角或眼光。

至于所谓中西之别，仅仅从二元化的角度看待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当然不是不可以做比较。简单说，历史上，中国从来都不是民族国家前西方那种“帝国”。秦汉以来中国维持着很重要的、不同于西方国家架构的“大一统”国家形式，其特点之一在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如果对比一下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的地方，大致可以说，中国是多元一体，西方是一元多体；中国是和而不同，西方是同而后和。所谓西方一元多体，包括今天讲得很多的所谓“普世价值”，强调的是一神、一元，虽然有多个民族国家，但都以一神、一教、一元为基础。而中国的“大一统”下则是多元一体，虽然民族众多，但组成为一个大的社会-国家（“天下”，而不是民族-国家），“大一统”也就是大一体，内部总是多元、多民族、多文化，靠的就是“和而不同”，各民族各文化不仅和平相处，而且还彼此共生共荣、互补互鉴，不是如西方那样，彼此得先互相趋同，如果不同就被视作异己或敌人，甚至得灭掉，必须先同，而后才有和。

至于“文明”这个概念，详细讲起来很复杂，连法语里的文化，与德语里的文明，也是不能对等的。简单地说，今天欧洲人讲的“文明”，本是源自拉丁语的Civis，原意是“城市的居民”。欧洲启蒙以后将其引申为某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状态，后面加上LIZATION，指达到这一“先进状态”的过程。从启蒙到19世纪，总体上西方人对文明的定义是，西方代表先进，而与西方不合的，不论是制度还是理念，就是落后与野蛮，这样他们在对非洲和美洲进行殖民与侵略的时候，就有了“正当性”，认为是“文明”在征服“野蛮”。

如果只从这个意义的“文明”来说，中国也曾被看作是“落后”甚至“野蛮”的地方，而不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用的“文明”概念。中国的“文明”概念，是类型意义上各种“文明体”中的一种，当然也不是《易经》里“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意思。而如果不是从优劣意义上，而是从类型意义上，说“中国”一直是在一个大的文明脉络下多种文化、多个民族共生共存、互补互鉴，因此不同于近代西方那种“民族-国家”，也无法仅仅用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来加以阐释，那是没有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马丁在采访中所讲的，西方如果只从自己民族-国家角度理解不了中国，理解不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型的地域和大经济体，也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活着的历史，一个包含如此众多文化与民族的社会，一个依旧基本用大一统方式治理的政治体。“中国”的复杂性甚至远远超过所谓“文明国家”，更超过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甚至连汉族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汉”也是一个文化、历史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族群概念，汉人里边也有各类人，不止是有南方人北方人之别，连广东也有闽南人、潮汕人、客家人，至于下面的支，就更多到不可数了。大家都是汉人，但是是文化与历史，慢慢地把各类人汇聚成了“和而不同”的一个大族群，中国人。

近代欧洲发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以来，西方一直被认为是主导和支配世界的力量，“现代化”不止是理性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包括大规模地、很残酷地对外殖民、侵略、征服，在这个过程中，殖民者侵略者征服者也习惯于以自己的视角看世界、看他人。在西方人眼中，自己与“他者”、“异类”之间，是发展意义上的“发达与落后”，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与野蛮”，科学意义上的“高级与愚昧”，政治意义上的“民主与专制”，这种“黑与白”“我与他”的二元二分世界观，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其他社会其他国家看做异类、异种，还总是以优越、救世的心态要想把他人他国驯化得与自己相“同”，不能“同”者就被视作异类乃至敌人，从而试图赋予对其发动殖民、侵略与征服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最后各国个民族个文化必须接受西方那一套“普世”的东西，不仅是价值，也包括制度以及达致这样的制度的路径，用撒切尔20世纪80年代的话就是“没有别的选择”。

1892年《Punch》杂志出版的社论漫画“罗兹巨像”，“殖民主义”代表作，将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兹描绘成站在非洲大陆上的巨人，暗示了新帝国主义时期对非洲的争夺  图自维基百科

用这种由于历史的路径造成的看待自己和他人的眼光和角度，西方今天不只是理解不了中国，同样理解不了广大的非西方世界，例如非洲、印度、阿拉伯世界。 

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西方人很少。马丁·雅克，他之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等人，他们至少能看到中国不简单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包括更早的比如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李约瑟，也一直对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非常执着，想弄清楚它与中国文化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所谓“李约瑟之问”，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可能更有意思，一个如此大一统的文明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压力去征服别人，甚至没有意愿去征服自然。

这样来看，我认为倒是可以斗胆用“文明社会”来指称历史上的中国，因为在中文和中国文化与历史脉络里，国家与社会从来是不可分的！虽然1840年以后我们落后挨打，所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1949年以后我们独立建国，开始了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拥有自己的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内政不容外部干涉，也建立并完善一整套现代制度，包括现代军队、现代经济、金融、税收、审计、现代教育、现代医疗、福利养老等等的现代国家，但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和基础都不能仅仅用西方人眼中的“民族-国家”去看待和理解，因为那时根本还没有西方这种“民族-国家”，中国早已在发展和治理自己的社会了。

观察者网：提到文明话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谓”享誉全球“。民粹主义在西方抬头后，这一理论似乎再次被印证，西方也有陷入到这种话语里无法自拔的趋势。文明冲突论是一种现象解释，并不是解决办法，甚至因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冲突更容易走向高潮。如何破解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没有解答的问题，您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黄平：“文明冲突”的概念出现就更晚了。是“冷战”结束之后亨亭顿在他1993年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夏季号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一文（1996年扩充成为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

1989年柏林墙倒台，1991年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以这种方式结束。亨廷顿当时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将重新回归到文明的冲突，“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即是说，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源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亨廷顿提出这个见解时已经是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的著名教授，当时围绕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将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美国还有一位比他更加一炮而红的年轻学者，就是1988年冷战结束前他在其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

2014年6月6日，弗朗西斯·福山于美国著名自由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讨论已提出25年的“历史终结论”  视频截图

“文明冲突”和“历史终结”是冷战后出现的两种试图解释后冷战世界的西方政治假说。如果说亨廷顿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随着以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结束，世界又重新回到几大不同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之间互相冲突的格局，那么福山则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现代历史不再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谓“选择”，历史以此划上句号或“走向终结”，剩下的问题无非是在自由民主取得最终胜利的资本主义下如治理而已。

亨廷顿和福山的论述都出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一时没了对手时期，有人甚至用过“一超独霸”来形容当时的情景，虽然事后证明这不过是昙花一现，历史既没有终结，文明中冲突也并未出现。

回想起来，马克思当初分析资本主义，以第一个比较成型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作为研究的蓝本。马克思关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也就是劳资矛盾，是怎样和为何产生的，以及将如何走向并带来什么结果。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要开拓世界市场，就需要原始积累，劳资关系与矛盾就此产生，在内是从圈地运动到发展纺织业以及后来的机械制造业，对外就需要扩大世界市场并与广大殖民地发生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为此也不惜使用暴力与军事侵略等手段，虽然这种“自由竞争”（“政治自由”是引申出来的概念）不可避免，并因此看到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作用，虽然资本主义从一开始，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就深藏其中（即使是卢梭，也早就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西方社会自从资本主义成为基本的生产方式以来，“自由”与“平等”这一对概念就一直处在张力之中，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是到底更偏向于“自由”还是“平等”，一直是个问题：如果偏向于“自由”，就强调自由竞争、自由开拓、自由发展，也包括资本逐利所需要的种种“自由”，主导逻辑就会是资本。所谓“自由竞争”的积极作用，一是早期资产阶级的推动社会历史的作用，二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自由竞争”概念本身就蕴含了“丛林法则”，预设了“零和游戏”。而如果偏向于“平等”，则是预设了“左翼”或社会主义的诉求，这里所讲的“平等”首先是经济地位和收入分配意义上的平等，其次也是政治和社会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自由”与“平等”这对张力，在政治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歧的关键，政治上是主张“自由”还是主张“平等”，构成了西方社会内部右翼和左翼、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和斗争的理论焦点。

但是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欧洲意义上的两大阵营的分歧被认为已经划上了句号，西方政治学、或者说美国政治学界出现了福山和亨廷顿的不同假说。福山认为已经是“历史终结”，觉得世界随着苏联解体、西方“胜利凯旋”，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最终都将走到与西方“同”的路上。亨廷顿则认为，“世界将回归文明冲突”，随着来自苏联社会主义对立面的“消失”，世界矛盾又再度回到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以说，福山算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鼓吹手，而亨廷顿则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代表，他担心的是文化认同会出新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上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政治上民主制度的“胜利”。亨廷顿的理论一出来，当时就引起很多争论，他的同事当中一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就觉得冷战后的世界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多元的现代性”，多种文明共存，多种现代性，他将伊斯兰世界也看作现代性的一种形式。

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叫斯金纳，她既是女性，也是有色人，反而说话没了顾忌，一语捅破窗户纸，称中美之间的冲突属于“文明冲突”加上族群（种族）冲突，认为这是一场美国“从未遇到过”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冷战，因为美苏冷战还是同属西方文明脉络里面的冲突。这番言论一出，一方面引起诸多非议，另一方面也道破了他们这种“现实主义”（更合适的称谓是右翼民粹主义，包括特朗普鼓吹的“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忧虑”。

2019年4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华盛顿“2019未来安全论坛”上称，美国与中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视频截图

从亨廷顿到斯基纳，他们的说法，至少从西方的民族国家角度，特别是从维护和论证这种国家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角度，并非毫无道理。国家利益的背后是核心利益（core values）。“核心利益”正是发源于第一个问题提及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现代民族国家讲求四个要素：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容干涉的国家制度、以及支撑国家制度的基本价值理念体系。而以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世界和国际关系，西方国家要坚持和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就要把西方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这个逻辑之内，说国与国之间是“丛林”，是靠“零和博弈”，是现实主义所讲的冲突，是成立的，因为18世纪开始到19、20世纪成型的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基础之上，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展国际关系或国家之间的互动，外交与贸易等都不过是其表现罢了。

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底线，主权、安全和内政不容外部干涉也是我们的底线，这是所有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是国与国交往的前提，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是主张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互利合作，再到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堕入丛林法则和零和游戏。

有趣的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并没有成为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理论。虽然亨廷顿、米尔斯海默、罗伯特·卡根这些人在美国的影响都很大，但是保守又冷酷的现实主义“文明冲突”在冷战结束后仍然不是主流，为什么会是这样，值得认真思考。“历史终结论”似乎比它更加热门，而西方学说的主流（如果还有“主流”的话）依旧是基于自由资本主义的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

今天看来，毫无疑问这两种假说都没有成为现实。连福山自己也在对他的“历史终结”不断做出重大修正，亨廷顿则在美国发生“特朗普现象”时去世了，没有看到最近的大选和冲击国会等“奇葩”，而两种理论假说的破产，最重要的是实践高于理论，冷战后的世界并未按照他们的假说演进：对于福山的假说的最好检验或证伪，是中国如果走出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天下”，或文明社会）在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制度的实践；而与此同时，如果中国的民族复兴在两个百年之际迈上新台阶，则整个世界也可能进入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时代，进入共生、共荣、共处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这将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超越。

现在，随着冷战结束，我们究竟是进入一个什么时代？从时间上说现在还在处于“后冷战”和进入新世纪的发展过程当中，全球化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世纪之初发生过的911袭击也好，07-08年的金融风暴和世界经济危机也好，这次的新冠病毒蔓延也好，正在和将继续发生的气候变化也好，客观上看，文明冲突并没有发生，虽然绝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没有冲突，就连美国社会内部，现在也发生着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社会与政治矛盾和冲突。

最后，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其背后的思想根源依旧是西方的“同，而后和”。而西方的政治哲学中，即使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支撑它的也是“同，而后和”的西方价值观，“你我一样”才有和平，乃至所谓“永久和平”，不仅经济发展，更包括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变得相同了，都接受“普世价值”了，这样才有“永久和平”，否则冲突甚至战争都不可避免，包括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可避免。而我们的文化背后，是大一统的文明国家或文明社会，几千年来就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现在我们进一步主张文明互鉴、命运共同，这是用西方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国家间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中心的视角所完全无法理解的，对于顽固坚持西方视角西方理论西方优越的人来说，当然也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在这个意义上，马丁的努力值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