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与20世纪末南方委员会报告所处的时代不同，在今天的大变局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在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与技术层面上的伟大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分子”的背景下理解才更具有历史与普遍意义。从万隆会议到20世纪末的半个世纪里，“全球南方”在面对全球北方的霸权时始终处于现实上的弱势。南方的团结极容易在军事干涉主义与霸权多层次的社会经济政治影响中被消解，南南互助的理想也往往被国家间猜忌的现实取代。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霸权的全球性愈发具象，与之相伴的是“全球南方”甚至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国家的作用开始愈加弱化。作为“全球南方”一分子的中国，为全球南方多样性秩序理想增添了重要的可能性。

       强调全球南方“面目不清”，缺乏内在统一性，抑或是希望将“全球南方”理解为一种近乎国家联盟式的“阵营”，本质上都是一元认识论对多样性实践的规训。无论是“第三世界”还是“亚非拉”，抑或今天的“全球南方”，那种从全球北方视角出发所看到的模糊、杂乱、无从“定义”的特性，实际上恰恰隐含了多元现代化的可能。历史地来看，在亚洲、非洲文明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并不存在由天主教会带来的一元论认识论威权；另一方面，在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天主教会那样，既有意识形态权威，又能实质掌握大片土地，并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作为一种强大影响力的权力与各个地方王权分庭抗礼。如果我们跳出西方学术话语中设置的本质主义框架，将欧洲的“世俗化”进程还原其本来面目，即欧洲小规模共同体对天主教普世帝国的文化霸权与政治干涉的反抗，那么“现代”便可被视为一种在反抗干涉主义霸权的进程中主体性自觉的诞生进程。在这个视角下，中国乃至整个亚非拉世界对干涉主义帝国霸权的反抗以及对自我主体性的塑造也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开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多样性的现代便开始于对一元论霸权的反抗之中。

       在西方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这种对霸权的反抗却被视为一种“全球治理”的杂音，一种需要被消除的病症，一种“普世逻辑”中的意外偏差。全球面临的欠发达、不发达状态，相应地被视为未能像“全球北方”国家那样很好完成自己“制度化”进程的结果。此外，“全球北方”的理论也格外强调从“全球南方”中找到印证霸权竞争“规律”的案例。在全球南方谋求自主的现代化进程中，那些因宗主国统治而获得更高“制度化”程度并“拥有了更多的中心国家特质”的前殖民地国家往往也会受到这种西方中心理论的关注。因为那些国家很快走上了“自己成为帝国中心”的道路且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张。中国的复兴也被视为这种“成为帝国中心”式的历史循环。自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媒体知识分子开始将中国的复兴，视为一种旧中华“文明型帝国”（civilizational empire）秩序的回归。一个不再甘受国际不平等规则支配的中国被描述为其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越发“强硬”（assertive），进而对“民主秩序”，对“国际力量平衡”（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以及“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或“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形成了巨大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这个世界观下，便被理解成为一种对“韬光养晦政策的背叛”，一种从“胡锦涛时代”开始的“战略转型”，一种中国走向全球性帝国扩张，并与美国开始进行霸权竞争的明确信号。

       将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他者，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霸权兴衰循环的历史观。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不能被视为是“全球南方”谋求自主现代化，自我赋能的政治实践，而是转变为一种对西方帝国主义扩张历史与秩序原则的重复。这种披着“去殖民”“后殖民”外衣的论述会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以及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展开的国际发展合作视为一种霸权扩张行为，并为中国扣上了“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帽子。诸如“经济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等一系列在19—20世纪亚非殖民与反殖民斗争中出现的词汇也都被许多学者挪用，将中国的海外经济活动，描述为一种美国式的“没有殖民地的经济扩张”，甚至是资源攫取式的帝国主义与“对非洲的新瓜分”（a new scramble for Africa）。将中国自主发展诉求以及积极参与全球化贸易与发展进程的行动描述为谋求扩大影响力、进行全球霸权竞争的“新重商主义”（new mercantilism）。中国的反干涉主义以及在南海地区的政策也被描述为一种门罗主义的翻版。这类论述甚至在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中间都颇有影响。

       实际上，这种貌似历史性的论述，本质上是对复杂现实的裁剪之后形成的目的论判断。它向人们暗示，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必将重复霸权竞争的道路。将中国从“全球南方”中剥离，便是这种裁剪的结果。它在认识论层面，传递了两个“潜台词”。首先，它否定了“全球南方”可以在不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现代化的情况下，实现自我赋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全球南方”必然需要继续期待能在西方垄断的霸权秩序中谋求现代化。其次，它暗示中国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必将重复西方现代化历史中的霸权竞争与兴衰更迭道路。这无疑也取消了中国现代化实践背后蕴含的理论潜能，这种目的论判断的现实意义在伊肯伯里的论述中被清晰地表述为，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必要理论工作。它强调，从“自由国家”的角度出发，应当选择与这些“非自由国家”保持沟通。这种沟通的目的，或是通过合作吸收的方式，影响这些“非自由国家”，使它们变成“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s），并进一步促成它们政治上向“自由民主模式”转变。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多元化态度下，容许他们维持他们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模式。当然，“自由国家”也可以采用更加有“侵略性”的态势遏制这些国家的“野心”。

       将中国从“全球南方”自主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剥离出来，与遏制中国、中国崩溃等美国政治现实主义诉求，本质上是一体两面的认识论霸权。同样反对特朗普的美国现实主义者们，一方面将特朗普视为自由秩序造就出来的“粗暴的猛兽”，另一方面，他们却暗自拥抱了特朗普式的方案，试图解决美国全球霸权所遭遇的巨大困难。这种论述的逻辑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激进自由秩序直接造成了美国国内社会冲突和两极分化，也造成了国际混乱。这种国际“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与美国精英对国内政治斗争的放松以及过于激进的国际干涉主义政策密切相关。对国际事务的过度干预会导致美国走上大国衰落的道路。这是吉尔平（Robert Gilpin）早已预见到的帝国的悲剧。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需要一方面集中力量“遏制崛起的中国、分化中国和俄罗斯、减少在中东的干涉”；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国内加强治理，重回马基雅维利式的强政府道路，“提升社会凝聚力和健全治国能力”。

       这类论述排除了亚非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中诞生的大量理论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对“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概念的霸权挪用。在这个被系统性遗忘的政治与理论脉络中，包含了列宁等共产主义者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以及恩克鲁玛、卡翁达（Kenneth Kaunda）、尼雷尔（Julius K. Nyerere）、乔治·帕达摩尔等人在泛非运动浪潮中诞生的对“新殖民主义”“南方问题”的深度分析。重新恢复这种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多样性，并将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放在“全球南方”整体的现代化历史中来理解，是今天冲破认识论霸权，发现中国全球秩序研究自主性，解释什么是全球秩序“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起点。

       今天对“全球南方”的讨论以及对“全球南方”思想与实践资源的理论化，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写作。这意味着我们要想象一个与旧秩序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会是没有霸权的世界，而这种霸权“缺位”的世界秩序并非霍布斯式的无秩序恐怖。这代表着对世界本质的辩证认识。这种认识强调，世界就是不同力量在现实中不断斗争的直接结果。这个世界秩序的构成不但是霸权者试图宰治的结果，也是反抗者试图摆脱霸权宰治的结果。这种霸权与反霸权力量的活动，构成了一个现实世界的真正多元性，而这个多元性的指向是一个没有霸权、真正平等的世界。无论是苏加诺谈到的“多元统一”，还是中国设想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文明互鉴”的途径，归根结底都指向了同一种秩序理想。在这种从亚非拉团结到不结盟运动，再到“全球南方"的政治探索中，在这一个实践与理论的矛盾冲突中，未来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可能性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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