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白钢：崩解与重构：旧世界的终结与新世界的未来

作者简介：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东方学刊》，2024年第1期。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理性的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Was kann ich wissen）?”“我应当做什么（Was soll ich tun）？”“我可以希望什么（Was darf ich hoffen）？”处在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加速失效进而走向失序的历史时刻，上述三个问题皆具有超越纯粹思辨旨趣的现实意味。本文试图从世界体系之演化来回应上述三问，特别是对“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一问题的期待。

一、旧世界终结的序幕

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通过最强势的民族国家—帝国的势力扩张建立的一种普遍秩序，是国际资本以最强势的民族国家为寄生宿主（“霸权”）、与之结盟共同支配世界的结构。就经济—社会而言，呈现为资本主导；就政治—军事而言，则反映为霸权的兴起与迭代。(1)

迄今为止，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已发生两次重大的内部霸权转移，即荷兰霸权向英国霸权的转移（以《维也纳和约》的缔结为标志）和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以二战结束和《联合国宪章》为标志）。美国霸权在1970年代遭遇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与越战泥潭为标志的“信号危机”，发生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宣告了它的“垂死危机”。(2)此后，美国尽管仍是一个对于当今世界诸多领域拥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国家，却已经不再是作为以引领为标志的霸权而发生作用：它由霸权退化为“非霸权支配”(3)。就霸权结构及历史而言，美国霸权事实上已经终结，但体现其既有霸权逻辑的世界体系仍在延续，在它被新的世界体系完整取代前，美国还可以部分地维持这种“非霸权支配”的地位，毕竟英国在一战后甚至还扩大了它的海外殖民地。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股市屡创新高，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许多历史事件正是这种“非霸权支配”地位的显现。尽管这些历史事件不是已经创造或根本改变了世界体系，但是令其演化进程大大加速了。我们正在亲历的，不但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也是霸权结构本身的衰落，是16世纪以来西方主导之世界体系的整体衰落。

对于这一点，普京于2022年7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领导人与各党派领袖时，做出异常清晰而坚定的陈述：西方应当认识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一开始，他们就失败了，因为这意味着‘美式’世界秩序走向全面崩溃的开始”，“这是从美国以自我为中心的全球自由主义向真正多极化世界过渡的开端”，“必须告诉世界，这个进程已经无法停止。历史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西方集体’将其世界秩序强加给世界的企图注定要失败”。(4)

针对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西方世界又一次结成“神圣同盟”，以一种罕见的统一行动，对俄罗斯进行了史无前例且在很多方面匪夷所思的全面制裁（制裁的对象不但包括俄罗斯的政府机构、企业、公民，还涉及各种带有俄罗斯属性与意象的历史人物、人文形式乃至动物植物）。西方作为整体实施的这种带有极限施压性质的制裁，与其说是为了维护自身在世界体系的优势地位，不如说是出于深度恐惧，恐惧于它们不再是世界体系的主导者、无力决定世界体系的演化趋势这一事实被公开暴露，故而以一系列几乎不顾后果的行动来掩饰这种恐惧，而当这一系列措施非但无效且严重反噬自身时，它们不得不陷入更深的恐惧，于是不得不通过另一些不顾后果的行动来进行掩饰，如此循环不已，直至这种反噬与恐惧大到无法再被掩饰。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布对以色列采取代号“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完全颠覆了此前美国有关通过促成以色列与沙特的关系正常化、一劳永逸地解决中东问题的设想，也令此前被赋予诸多神话色彩的以色列情报系统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哈马斯本次军事行动采用了极具针对性的游击战加闪击战模式，造成以色列军方自19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以色列遂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调集大军进入加沙。

如果说“阿克萨洪水”行动因其突发性而造成超预期的打击效果，那么精锐倾巢而出的以军（北部、南部、中部三大军区的主力部队番号均已现身）在包围加沙城并向城区深入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步坦协同能力乃至整体军事素养之孱弱，则较之此前更出乎世人意料。以色列军队似乎对于2022年爆发且尚在延续的俄乌冲突中呈现的各种战斗—战术新形态全无所知，而哈马斯武装虽然只拥有较以军远为简陋的武器装备，却采用了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打法，从而在巷战中进一步重创以军。在以色列方面公布的阵亡军官名单中，包含王牌狙击手乃至多位旅长级别的部队核心指挥员，这令人不得不怀疑其实际伤亡数字远超公布的数据。

在甚至无法有效找到对手主力又遭受重大打击的情况下，以色列方面通过轰炸居民楼、难民营、教堂、学校乃至医疗机构，形成重大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大量的儿童乃至婴儿）的方式泄愤，试图以此散播战争恐怖，造成民众抵抗意志的崩溃，正如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对米洛斯人的屠杀。无论对于以色列还是雅典帝国，这种屠杀是其有力量的表现，却同时表明它的虚弱，它已不得不只依靠暴力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通过向弱者施暴来平复内心对于陷入衰弱的恐惧。显然，它们都不知道那深入中国人血脉精神的论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种暴行不但在阿拉伯国家与伊斯兰世界，也在长期被视作以色列盟友的欧美各国内部，激发起日益强烈的不满，即便在政治精英几乎一边倒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声调。正是在此背景下，2023年11月17日，本·拉登于2002年发表于英国《卫报》的《告美国人民书》在各大互联网平台被海量传播（“病毒式传播”），引发了美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美国参与全球事务之道义正当性的重大质疑。二战后所形成的一系列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相关的意识形态话语光环急剧褪去。

中东态势与西方内部态势的这一系列超预期演化的背后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在此意义上，2021年美国在阿富汗的崩溃式撤离（如同1970年代美国从越南的撤离）不是出于偶然。2023年11月29日，百岁高龄的基辛格去世，作为二战后美国主导之全球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与战略设计者，他的逝去象征着旧世界终结的开启。

二、“足食，足兵，民信”：大动荡时代世界主要力量的评估

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价值观之忠实追随者）对于自身与俄罗斯之实力的严重误判，根本上在于它们不能也不愿正视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加速失效的现实，从而把常态条件下的经济体量评估僵硬地套用于危机情态。这种误判所带来的极严重后果提醒我们，应超越常态经济环境—经济条件下以经济体量作为各国综合国力的核心指标、以GDP衡量一国经济体量及其世界影响力的做法，而切换到危机（甚至是大危机）情境下的评价模式：在常态条件下，跨国资本通过资源的全球化配置，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因而习惯性地压低粮食与工业产品的利润率及相应估值，而拉高金融与第三产业的估值，从而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剪刀差；而在危机情境下，则应回到《论语》子贡问政所涉及的三原则——“足食，足兵，民信”(5)。

所谓足食，不但对应于粮食及整体农业资源（特别是商品交易所涉及的品种），也包含着对于各个重要领域类似于粮食的重要战略物资，如石油、天然气之于能源化工领域，黄金、白银之于支付领域，铜、铁、锡、镍、钨、铅等之于金属类大宗商品，铀、轻重稀土等之于稀有金属，锂之于新能源汽车，进而包括芯片之于微电子，信息基础设施之于信息产业。简而言之，“足食”意味着一切支撑整体国民经济有效运转的基础物资与基础设施的有效保障。

所谓足兵，不但对应于军队建设，也包含着整体国防军工产业和军事组织动员能力，乃至与之相关的后勤保障与国家组织动员能力。“足兵”之“足”与军事战略乃至整体战略密切相关，对于大国尤其如此。

所谓民信，是民众对于国家的信任与认同，是民众之价值观与国家主导之价值观的同频—和谐关系，关涉整体社会意识之复杂结构，包含情绪、感知、记忆、认识、想象等诸多维度，以及文明—文化的底层逻辑。

在西方传统中，与子贡问政最具可比性的，当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七卷中所列举的城邦赖以生存的六项必要条件（卷七，章七，1328b6 — 16）：粮食（trophēn），（与生活所需相关的）技术（technas），武装（hopla），财产贮备（chrēmatōn tina euporian）,与神相关者（tēn peri to theion epimeleian） — 祭祀（hierateian），讼案的裁决（krisin）。

粮食与军备是两者均明确提及的，而民信在《政治学》中则无明确的对应，或可认为祭祀、裁决皆与之相关。重要的差异在于：《政治学》所提到的技术、财产贮备，在孔子对子贡问政的回应中完全没有出现；《政治学》所列的六项条件，彼此间是平行的结构，而《论语》中有子贡对于“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乃至“于斯二者何先”的追问，孔子以“去兵”和“去食”依次作答，通过“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断语，确立了“民信”在为政中的至重地位。此差异关乎中西政治认识乃至世界认识的根本。

以“足食”“足兵”“民信”三原则来评价今天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主要力量，则会发现：

第一，欧盟整体之基本能源、粮食安全无法获得保障，在能源价格持续高涨的情况下，非但民众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且整个工业基础也受到严重威胁，(6)是不足食；军事上严重依赖北约而没有独立的欧盟军队，因而也谈不上独立的军事战略，是不足兵；内部价值观严重撕裂，极右翼与“白左”相互敌对，精英层与民众相互隔绝，普遍尚空谈而不谙实事，好意气而不知进退，是无民信。欧盟于“足食”“足兵”“民信”三者皆不具备，因而相较于通过GDP呈现的经济体量，其实力被严重高估。这种实力的高估也导致其对于危机的认知与反应较为迟钝，对于危机的整体承受力（无论在实体层面还是心理层面）脆弱，是极有可能在大危机下首先被击穿者。

第二，美国的军事能力强大，可谓足兵；美国的能源与粮食物资基本可以自给，在正常情况下，亦可谓足食。但就前者而言，军工复合体对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利润榨取极为严重，在美国国力不足以支撑起全球军事布局的情况下，军工复合体为满足其私利，一直抵触进行战略收缩；就后者而言，其基础工业类产品与消费品高度依赖外部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供给，粮食生产高度依赖化肥，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将使其正常情况下相对充裕的农业供给出现逆转。因而其足兵足食的基础，在于借助美元霸权在世界范围内汲取超额利润。一旦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与供应链危机，其底层民众的基础物资获取会遭遇重大问题。而美元信用的危机，则将从根本上动摇其足兵与足食的基础。

就“民信”而言，特朗普集团与反特朗普集团的严重对立，既包含中下层民众与精英层的对立，也包含精英层内部土地—能源集团与互联网—金融集团的对立，而背后则是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与被掩盖在其他各种次要矛盾之下的阶级矛盾。这种遍在于各个阶层的社会撕裂虽然被美国强大的意识形态操作机制所压抑，但依然日益深化与显化，其“民信”的基础已根本动摇。

在美元霸权依然强大但被不断质疑与削弱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实力虽远不足以支撑其作为世界体系的主导者，但可以利用其在世界体系的特殊地位继续勒索榨取剩余价值（特别是其传统盟友的剩余价值），因而在短期内可维系足兵与足食的地位，但需密切关注美元走势与美债市场的收益率走势，一旦美元信用危机爆发，上述两者皆会瓦解。这种爆发，如果叠加“民信”破灭（社会意识撕裂），将形成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共振。

第三，俄罗斯作为世界上土地面积最为广大、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且拥有独立完整的金融主权（这是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最重大成就），其“足食”的优势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可比；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虽然在此次对乌军事行动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且维持其军事体系的成本相对较低，可称“足兵”；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内部虽然出现了某些反对的声音，但总体上民众对于政府的支持率明显上升，是“民信”亦足。由于俄罗斯采用正确的金融战略，有效重建市场对于卢布的信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率先恢复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对于无限释放流动性的美元体系（及欧元、英镑体系）构成实质性挑战。俄罗斯拥有的能源武器与粮食武器是与美国所拥有的金融武器与互联网武器同等级别的超级战略武器，因而，其真实经济体量与影响力，相对于其名义GDP，存在极严重的低估，其被低估程度与欧盟的被高估程度恰相对应。

第四，印度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且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较为合理的大国，基本能够做到粮食自给，这是巨大的成就，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同时，由于其人口中70%左右为农业人口，印度的乡村构成整体社会的稳定器。印度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较大，在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情势下，印度加大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力度，并试图建立卢布与卢比的直接交易机制，这是重大的战略选择。因而，全面“足食”目标之实现虽有难度，但狭义的能源与粮食保障则基本能实现。印度的军事实力不足以支撑其进行对外扩张，但能满足自保的要求，在此意义上，只要其保持与周边国家的正常关系，“足兵”亦可实现。印度具有异常丰富的地区与族群差异，因而常被认为缺乏基本的社会共识，但自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印度社会表现出的挺俄反美反西方的强烈倾向说明，印度在世界体系的重大转折关头表现出希望自主命运摆脱西方支配的清晰自我意识，以及对于东西方战略地位升降攻守之势交替的敏感性。不应低估印度这样拥有伟大文明传统的古老国度在世界历史转折时刻的精神觉醒潜力。因而，尽管印度的GDP在2021年超过3万亿美元达到全球第六，但其真实国力包括其经济体量依然被严重低估。

第五，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与供应链中枢，是过去若干年对于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最主要贡献的国家。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与14亿人口全面脱贫带来的消费增长，决定了中国对于能源的需求远比其他重要经济体更为巨大。伴随着与俄罗斯、伊朗及海湾国家的一系列重大能源合作项目生效，中国的石化类能源需求基本得到保障。中国的主粮产量基本能满足自身需求，进口的豆粕主要用于饲料。总体而言，中国经过过去十余年的战略布局，已基本实现“足食”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与整体实力、中国特有的政党—国家同构机制所形成的超强组织动员能力，使得“足兵”的目标较“足食”达到更高的程度。与之相应的核心军事战略目标，是要保证能突破美国及其附属势力在第一岛链对中国的封锁，挫败一切外部势力试图干扰祖国完全统一事业的图谋。

相对而言，“民信”，即统一思想、上下同欲，面临的挑战最为艰巨。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城市化程度已接近65%，伴随城市化出现的利益分殊的复杂社会，使得社会意识呈现出高度的多元化特征；另一方面，很高比例的人群长期以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隐蔽性、整体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通过各种舆情事件来影响社会情绪、价值认同乃至“民信”的群体心理操控术与“超限战”手段，美西方极为擅长，对于中国而言，则是整体国家能力中亟待改进的短板。

综合而论，以“足食”“足兵”“民信”为标准，欧盟与美国的真实力量存在系统性的高估，而俄罗斯、印度与中国则相应被低估。俄罗斯与整个美西方阵营在金融、互联网、能源、粮食领域的直接对抗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这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旨在终结美国对于世界统治的用意和底气所在。在此过程中，面对西方撕毁其所有伪饰的疯狂制裁—掠夺，俄罗斯精英阶层被迫放弃对于西方的幻想，接受与祖国共命运的现实，俄罗斯社会达到自苏联解体以来从未有过的“同心”状态。

中国的整体国力较俄罗斯更为强大，但在社会意识领域受到擅长群体心理操控术影响的美西方攻击。因而，在与美西方阵营斗争的过程中，应突出“以实破虚”“以力破巧”的原则，将重点放在“见之于行事”，而非“载之空言”，(7)即应充分利用在全球制造业与供应链体系的核心地位，通过超强的生产能力、供应能力、组织动员能力与协同能力，去推动各项战略目标的达成；在对外宣传的过程中，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亚非拉地区（包括欧洲之塞尔维亚、匈牙利等），而非欧美地区；在对各种地区（特别是欧美地区）进行宣传的过程中，应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下层群众，而非上层精英。

三、旧世界的遗产与新世界的可能

尽管许多人依旧活在旧的世界体系所塑造的种种意象与幻觉（可名之为“坚固妄想”）中，拒绝接受再也回不到过去的世界、也再没有一个可供（哪怕在想象中）返回之旧世界的事实，但旧世界的加速失效进而失序又以遍在的方式不断冲击着种种坚固妄想。因而，在新旧世界体系交替的大变局下，我们应逐步审视与清点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留下的诸多遗产，它们是过去数百年来人类生活、认知、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如同任何遗产一样，都不得不经历命运性的消逝与变化。

在这些遗产中，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及其所构造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疑是极重要的一个。这一体系以欧洲国家间的“均势”为内核，确立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准则，标志着欧洲彻底告别了中世纪的超越国家之上的权威，进入以国家间（而非国家之上）的权力运作与博弈为主旋律的时代。在确认各国对于自己所辖领土拥有合法主权的同时，也明确君主之间的争斗不牵涉平民，特别是民间的商业行为，从而使跨国间的商业活动与人员往来能最大程度地免受战争影响。这不但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更是以资本逻辑重组政治空间的创举。之前各种世界体系（如13世纪的世界体系）虽然也存在资本主义的诸多表现形式（许多已经无法被归入“萌芽”的范畴），甚至在某些局部能观察到资本逻辑的决定性作用，但这一体系作为整体并非由资本逻辑所主导，也不存在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的相互规定与相互融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意义正在于，它不但代表着以欧洲国家为典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确立，也标志着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开始。

今天，这一体系的有效性不再是自明的，或者说，已触及这种有效性的真实边界。截至2024年2月底，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已持续两年之久，却一直未对乌正式宣战，西方各国对于俄乌冲突的深度介入，也并非采用国家间正式战争的方式，而是通过经济、金融、外交、意识形态领域的制裁与军事领域中派遣军事顾问、提供雇佣兵与武器、分享情报等手段，当大多数人还在将之解释为代理人战争时，却未意识到，这场冲突指向一种国际关系间主权未明的状态，并包含着某种可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以国家为主体的格局可能发生某种变化。

事实上，这一格局变化的始作俑者恰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2008年2月，科索沃特派团下设的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单方面宣布独立，美国及其盟友（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立即承认了科索沃的独立地位。2008年10月，联合国大会应塞尔维亚的请求，投票通过《第63/3号决议》，要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于2010年7月22日正式发表咨询意见：科索沃在2008年2月通过独立宣言的行为并未违反普遍国际法、安全理事会第1244（1999）号决议和《宪法框架》。尽管这一结论并未获得所有法官的认可，包括副院长在内的多名法官在咨询意见后附上声明表示反对，但国际法院这一法律咨询意见被通过本身标志其承认（在国际法层面），在行使自决权时，任何国家的任何领土，若想申请主权，无需获得本国当局的认可。

一种无需主权国家当局认可的自决权是一种主权之外的“例外”状态。对于这种“例外”状态的设置权与解释权，便意味着一种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主权” — “超主权者”的存在。事实上，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内主权国家之间地位平等的表象之下，其底色始终是某种“超主权” — “超主权者”。美国所谓的“基于实力”（based on strength）的国际准则，其实质即，接受其“超主权者”地位，接受其对“超主权”的垄断，而无需作为主权国家协调机构的联合国的认可。

因而，当俄罗斯援引由美西方所创设的国际法层面先例，(8)自己来定义、设置、行使这种“例外”权力时，便在事实上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于“超主权”的垄断，开启了“以魔法打败魔法”的世界历史进程。当西方竭尽全力也无以阻止这一过程的时候，作为这种垄断格局产物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相应的主权—主权国家观念便产生前所未有的动摇。

相比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思想重要性上犹有过之的另一遗产，是普遍世界历史叙事与解释体系。如果说，一种以亚欧大陆为主体的大规模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不但存在于16世纪之前，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因而指向一种长达5000年的世界体系，那么这种世界体系更大程度上是“自在的”存在，虽有实体，却尚未拥有与之相应的自我意识。近代以来将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的兴起，填补了这种自我意识的缺失，标志着世界体系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的决定性跨越。有关5000年世界体系的认知，正是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产物。

与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的权力格局相应，欧洲与西方占据着主流世界历史叙事与解释体系的中心地位。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为轴心的西方文明被标示为人类文明之正宗，现代资本主义被视作西方文明自我逻辑的唯一与必然的实现形式。依照这一逻辑，对于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一切其他人类民族以及所属的文明都只是旁观者和被动者，或者说，都是“东方”的。它们唯有放弃自我成为“西方”，才可能真正进入“现代”。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内嵌于世界历史解释体系的结构，使得这一体系既包含着极丰富宝贵的历史信息与内在真理性，又带有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空前广阔的世界视野与空前扭曲的世界认知深深地纠缠在一起。西方中心主义赋予欧洲的特殊历史经验以“普世” —永恒的外观，形成了一整套带有自我扩展机制的概念表述与分析框架（如民族国家、市民社会、国家—社会的对立），使得非西方民族对于自我历史与现实的认知也不得不依赖于这套概念体系。这种思想意识领域的格局，甚至在旧世界体系终结后，依然可能延续较长的时期。

伴随以俄乌冲突体现的世界体系的崩解与重塑，由于欧盟对于形势演化的决定性误判与一错再错的政策选择，它决定性地丧失了成为新世界体系中核心地区的机会。与之相反的是，第三世界表现出了作为一种世界性力量的强烈主体精神：中国和印度在事关世界命运的重大立场选择上，获得了某种共同支撑，从而奠定了新世界体系之核心区的战略共识；长期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大批亚非拉国家也获得了某种统一性意识的展现机会——它们不愿只是作为从属—附庸的存在而重复西方灌输给它们的话语，它们试图作为一种新的整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伊朗与土耳其更是借危机促进了自身地位的重大上升。这不但指向世界范围内政治格局的重塑，也是文明论意义上整体东方文明复兴的征兆。

如果新世界体系的演化不只是16世纪以来逻辑的延续，而是更根本性的战略重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五百年未有之变局，那么新的世界体系将不再由单一的霸权/单一核心区作为主导，而会呈现类似13世纪世界体系的更为均衡、更富张力的国际格局。(9)由于新世界体系所包含的空间远比13世纪世界体系更为广大，因而也可能包含比当时的世界体系更复杂的结构。

新的世界体系的非单一中心特征对应于信息时代的扁平化组织结构与去中心化趋势，正如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的霸权模式对应于工业时代的垂直型科层化体制。而技术手段与组织形态的重大变化也决定了在新世界体系中，海权相对于陆权的支配性地位将不复存在。

16世纪以来海权的崛起，源于传统的陆路运输无法满足因生产力水平提升所形成的物资需求激增，海运成了大宗商品—物资运输的最重要方式，航线价值极大提升，通过掌握航线实现对于重要商品贸易的控制与垄断得以可能，并成为海洋强国以线制面、以小制大的战略选择。围绕着航道的争夺与控制，发展海军力量成为商业拓展的直接延续，以海军护航商队进而展开殖民活动构成了一种扩张性的军事—商业互动模式。海权压倒陆权本质上反映了海洋强国通过控制枢纽航线和岛链港口形成的对于大陆国家在资源组织调度上的根本性优势。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高铁技术的成熟与广泛运用极大地提升了陆上人员物资流动的机动性与能量效率，改变了海权对于陆权在资源调度上的“降维打击”优势。贯穿欧亚大陆的高铁计划，一旦成功实施，将使欧亚大陆前所未有地紧密连接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以高铁连接的跨城市生活圈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也带来了亿万人生活模式的巨大改变，而生活模式的深刻变化又催生一系列重大商机和商业模式创新。高铁这种以人为核心、通过改变人的出行方式改变其生活模式，进而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的特征，是以大宗商品物资运输为核心的海洋运输根本无法比拟的。如果说以万吨轮与航母为代表的大型船舰对应于工业化时代，那么高铁则有些类似智能手机，既是现代工业的杰出成果，更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对于人的生活习惯的影响本质上是一种对于信息流的重组改造。

如果说高铁的发展通过提升陆地运输的能效与重组人的信息流，代表着陆权的重新崛起，那么“一带一路”的设想与实践则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展示了陆权与海权在新世界体系中摆脱对抗关系、协同共进的前景。“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与地区贯穿亚欧大陆，大致对应于13世纪世界体系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象征着13世纪世界体系在新历史条件下的重构，是新世界体系之内在逻辑与精神气质的具象化呈现。

在陆权与海权之外，以运载火箭、卫星导航、载人航天为手段，以太空往返、太空常驻、太空开发为目标的空天权，则指向人类超越地球、进入太空的全新存在可能。如果说新大陆的发现标志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从而带来海权的崛起，那么有关地月经济圈的设想则展现了“大航天时代”的可能面相。空天权之于新世界体系或正如同海权之于16世纪以来的世界体系。

核心区的再平衡与陆权—海权关系的再平衡，必然也会引发思想意识领域的重大变化。相对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领域，思想意识领域的变化会更复杂也更持久。西方中心主义内嵌于世界历史解释体系乃至整体性现代知识体系中的格局，使得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必须伴随对于16世纪以来的种种概念范畴、研究范式、学科建构（它们在过去的数个世纪中已经渐渐成为一切其他讨论的基础和前提）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审视、扬弃、重构。即便考虑到知识迭代加速的趋势，这也仍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全身心投入的浩大工程。

面对一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扭曲偏见但又包含着极丰富信息与内在真理性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最软弱怯懦也最廉价的批评就是，因为这一体系的偏见而拒绝它的一切合理成分。那本质上就是退回到蒙昧主义，用蒙昧拒绝一切对于自己不熟悉领域的解释可能（如同部落主义对于全球化的拒绝一样）。在所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中，蒙昧主义是最为其所钟爱的一个，因为客观上，这是一种另类的辩护。以西方中心主义对待其他文明所使用的方式去贬低西方文明及其源头，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颠倒恰恰是它依然在发生作用的证明。

对内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普世主义的超越，不但应揭露这种“虚假普遍性”中的特殊性——现代“普世”主义表面机制（现代化）之下潜藏的内在特殊性机制（西方化），更要发掘出“虚假特殊性”中的普遍性——非西方文明所包含的普遍性印迹，以及从具体经验上升为规律地构建普遍性的能力。

新世界体系在精神上的真正成熟在于：能够超越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体系的固执或颠倒；能够生成一种吸纳以往各种文明研究成果，超越一时一地之狭隘认识，能对世界各种文明的特质、成就、命运及彼此关联做出更合理、更整全、更高明解释的新体系。在有关新旧世界的认知与想象激烈碰撞交融之际，引三段古今文字作为对旧世界的送别与新世界的期待：

“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天安门城楼标语）

本文注释略，详见知网论文：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MTbc36RhFpR_1n0jSFR52gxIvzjs9Jf_qodgvM_p-azEv-cce8YH6vp5ISLwQUteZGbf73W9e0x6p9JLNI3ednGcudVkH1fetczxLKfYbVnjrWpG5CyWeg==&uniplatform=NZK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