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美国“印太战略”的逻辑缺陷与中国的应对

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本文原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5期。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继续深入调整。美国在战略上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及相关遏华机制的落地，构建以美国为首的多重多边网络以对华进行围堵。中美战略博弈不断激化，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区域经济合作态势以及安全格局均呈现复杂化态势。通过对美国“印太战略”意图与策略的分析发现，不但美国能用于“印太战略”的成本与其预期收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配，美国现阶段总体实力和可用于“印太战略”的成本支付能力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将严重限制美国“印太战略”的执行效果。这为中国作为弱势方有效应对并成功对冲美国“印太战略”带来的各项挑战提供了条件。

       经过从特朗普到拜登两任政府的多年酝酿，美国逐步形成了以“印太战略”为基础架构、包含外交、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重内容的系统性对华政策体系，目的在于阻止中国崛起，对中国进行时空战略锁闭，从而确保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继续深入调整。美国在战略上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及相关遏华机制的落地，构建以美国为首的多重多边网络以对华进行围堵；经济上，推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威逼利诱参与方对华进行切割；安全上，加紧对台售武，挑动台海局势，以“自由航行”为借口加强美方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利用“印太海事支柱”裹挟东盟地区国家选边站队。中国则在战略上保持定力，稳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经济上，顺利完成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与区域伙伴共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并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安全上，在新冠肺炎疫情、台海、南海、东海、朝核等传统及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对美采取有理有利、针锋相对的斗争，防止美国搅乱中国国内外环境。中美战略博弈不断激化，中国周边战略环境、区域经济合作态势以及安全格局均呈现复杂化态势。面对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下来势汹汹的“全面竞争”，如何发现其中的战略弱点并妥善加以利用，是处于实力相对较弱一方的中国化解战略压力、纾缓战略困境的关键所在。

       一、战略定力与战略克制：从刘伯承“五行”说谈起

       在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面对美国打着“印太战略”旗号的“全面竞争”态势，中国战略界和外交界的实操人员以及研究人员高度重视并反复强调“保持战略定力”的重要性，但究竟什么是战略定力？如何才算保持了战略定力？人们却往往又会得出差别悬殊甚至针锋相对的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战略定力到底意味着现阶段的战略克制，还是长周期的战略信心？是因为对现阶段的中美力量对比认识清醒而主张克制，还是对未来的中美力量消长趋势判断审慎而要求保持镇定？争论的出现，很多时候并不仅仅因为争论双方的学科背景、分析框架存在巨大差异，也与讨论者对应该构成交流前提的事实性证据在认知和判断方面难以取得共识有关。方兴未艾的交叉学科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弥合不同学科带来的方法论差异，但在促使人们找到共同的事实基础从而展开方法上的融合性思考方面，作用并不显著。考虑到中美两国当下的力量对比，大多数战略界学者都同意，中国在应对美国“印太战略”方面，既要着眼于当前，对中美冲突的烈度进行管控，防止中国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与美国战略摊牌；又要谋划长远，为中国崛起进程在时空两个维度突破美国的战略封锁而累积条件。这种“既”与“又”的表述并非战略研究上常见的空论清谈，而是对刘伯承元帅“五行”说前三个要素进行综合考量的要求。

       所谓“五行”，按照刘伯承元帅的概括，指的是“任务、我情、敌情、时间、地形”，对这五方面的判断，是指挥员下定作战决心的基础。“五行”判断准确，是制定正确作战方案并取得胜利的前提。刘伯承元帅的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强调的正是指挥员做出准确判断的重要性。然而，军事上的战略判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属于指挥艺术范畴，即使在军事信息科技和军事分析方法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也很难对之进行标准化的科学处理，指挥员的主观因素始终是影响军事斗争结果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在更广义的战略博弈语境下，决策者和分析人员对“五行”要素的判断，也往往是见仁见智。多年来研究者们试图对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博弈的战略选择进行科学化处理，但反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大量误判案例，一刻不停地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判断的主观性，以及这种主观性可能导致的认知风险。

       “五行”中，“我情”来自于对己方战略资源的计算，相对而言比较客观，至少可以进行比较精确的计量，而无须依托估算甚至臆测；“敌情”的认识，既需要借助情报信息的力量，也需要充分发挥指挥员的战略艺术，判断的主观性一般要高于对“我情”的认识。这一点，即使在战场感知能力借助天电网基础设施和技术应用达到空前高度的今天也依然如此。“时间”和“地形”，则是限制战场行为的时空要素，一般是客观的。而任务作为需要完成的目标，建立在对“敌情”、“我情”、“时间”和“地形”要素的综合判断上，虽然具有强烈的预期色彩，但并不全然属于主观认知层面。综上，在指挥员判定“五行”时，主观认知的作用在“敌情”判断上最为明显，判断“敌情”也因此成为进行战略决策时最为困难的一部分。而且，战略博弈过程中，实力较弱的一方必然在“敌情”判断上面临更严苛的要求。毕竟，强势一方可以执行基于实力的全面对抗策略，迫使对手在妥协和受挫之间做出两难选择，至少自认为强势的一方很难拒绝这种简单而直接的战略选项的诱惑。但弱势一方则必须精确判断对手敌对意图的严厉程度、使用力量的可能上限以及对己方反制手段的“容忍”边界，毕竟，在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与强大对手进行战略决战，无论如何都不会是得当的策略选项。

       笔者曾在多年前讨论崛起国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挑战问题时提出，崛起国在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挑战时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可能出现两种思维误区，“一是战略决心不足,过度夸大风险,导致在次要战略方向上心态消极、行为被动；二是战略期待过高,过度估计可能收益,采取不必要的妥协策略,导致对手获得不应有的博弈优势,反复以讹诈手段侵蚀崛起国的威信和利益”。实际上，对抗决心不足和妥协期待过高是弱势方战略误判的常见样态，并不仅仅适用于崛起国在次要方向的应对，在主要方向上同样如此。差别只在于误判在主要方向出现的形成机理与次要方向有所不同，但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涉及对“敌情”的基本判断。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崛起国出现对抗决心不足以及相应的妥协期待过高的误判主要来自于对守成霸主实力优势的忧虑，担心一旦己方过早暴露实力引起守成霸主的警觉，导致守成霸主下定战略决心，对崛起国进行极限打压与全面封杀，从而导致崛起国的崛起进程夭折。这种忧虑有可能导致崛起国进行战略自我克制，避免追求其相对实力已经能够达到的利益上限，或者寄希望于战术妥协对守成霸主的迷惑以及迟滞作用，试图用让渡利益说服守成霸主改变对崛起国的敌对态度，容忍甚至容纳崛起国力量的不断增强，至少是尽可能延长与守成霸主之间“相安无事”的状态。

       这种策略，不论是因为对抗决心不足还是妥协期待过高，在很多情况下被描述为保持战略定力，与之相对的策略则是备受一些研究者批评的战略冒进。2022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之初，特别是在3月底俄军从基辅撤离后，相当数量的中国学者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前景抱消极态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俄军的行动导致欧洲反俄情绪空前高涨，促进了西方的团结，强化了北约的作用，巩固了美国在欧洲的霸权，认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适得其反。这种观点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现在为时尚早。但显而易见的是，观点所依托的逻辑前提是，实力较弱一方不应失去“战略定力”而甘冒引起霸权体系强烈反弹的风险。这种观点论证了保持战略克制的合理性，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倘若霸权体系以“萨拉米战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切香肠手段打压对手，企图陷对手于妥协导致利益受损以及对抗导致压力加大的两难困境之中，后者该如何应对才算是合理的呢？倘若“敌情”就是如此，战略冒进一定比战略妥协或者说战略克制更加不合理吗？两种战略判断，合理与不合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呢？

       过度简化的战略分析对于实力弱势方在面对强势方的打压时应该采取何种策略是没有帮助的。首先，从战略任务看，弱势方的战略任务是获得安全，固然在实力上超越强势方并不是获得安全的唯一途径，但对于强势方而言，确保弱势方至少是长期处于弱势状态却是保证安全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强势方存在着天然的企图限制弱势方实力增长速度的冲动。不论弱势方多么真诚地强调自己对现存体系及力量格局的认同甚至服从，对于强势方来说，弱势方在力量上无法构成威胁，总比弱势方在意图上不希望成为威胁要令人放心得多。这就注定了弱势方的妥协期待难以实现。

       其次，从“敌情”与“我情”对比看，倘若只进行双方实力存量的对比而不对存量的使用方式特别是使用边际进行计算，就很难对“敌情”和“我情”做出准确的判断。大国竞争从来不是简单的二元博弈，环境约束是普遍存在的。绝大多数博弈案例中，行为体不可能针对一个对象使用全部资源，行为体的策略选择总是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弱势者对强势对手“敌情”的分析，必须包括对手所受内外约束的上述内容，否则，就会沦为简单而机械的数字计算，对制定正确的策略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一个简单的案例，如果新中国在1950年决定出兵抗美援朝时的“敌情”和“我情”计量中，对“敌情”的计算是整个美国的军事实力，那么得出的战略结论显然与只计量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存在巨大差别。

       最后，从战略效果看，被判定为战略对手的弱势方，实际上很少能通过妥协和克制而避免受到强势方的打击。在大国竞争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强势方在二元博弈过程中主动放弃实力优势以寻求与弱势方的战略妥协，强势方的妥协几乎总是来自环境约束，比如强势方在其他战略方向上遇到了更加致命的挑战，或者内部出现巨大问题导致实力优势难以维持。而这两种可能性，固然与弱势方在与强势方的二元博弈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存在一定关系，比如克制战略理论上可能导致对手的威胁感知程度下降，以及战略忍耐如果坚持的时间足够长，或许能够等到对手出现自毁。不过，这两种可能的前提都是弱势方必须保持比强势方更强劲的实力增长态势，至少不能在与强势方的实力存量对比中差距越来越大，否则，战略上自毁大概率不会是强势方，而是弱势方自己。

       概言之，弱势方在对“敌情”进行战略判断时，如果采取过于简化的战略分析模型，仅仅对双方的实力存量对比进行计量，则很容易会陷入对战略冒进的忧虑，从而选择打着战略克制旗号的风险厌恶策略。由此，尽管可能避免了强势方与弱势方进行战略摊牌，但可能导致包括进一步激励对手的打压政策，丧失对主动作为时机的把握，甚至妥协的空间成本大于忍耐的时间收益等风险，最终造成弱势方与强势方实力差距上的进一步扩大。当然，这并不是支持弱势方的战略冒险行为，只不过需要认识到，对于弱势方来说，战略冒进是一种相对较为容易判断并且采取措施防止的风险，但另一个极端的风险同样是客观存在的。而要避免这种风险，则必须要对“敌情”进行慎重而冷静的分析，准确判断对手在支付博弈成本时受到的各项约束，用对手在约束条件下实际的“敌情”取代数字上的理论“敌情”。

       通过对美国“印太战略”意图及策略的分析发现，不但美国能用于“印太战略”的成本与其预期收益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适配，美国现阶段总体实力和可用于“印太战略”的成本支付能力也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将严重限制美国“印太战略”的执行效果。这为中国作为弱势方有效应对并成功对冲美国“印太战略”带来的各项挑战提供了条件。

       二、拜登时期美国对“印太战略”的调整及其痼疾

       随着2022年5月拜登亚太之行的结束，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26”讲话为标志，姗姗来迟的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宣示落地。尽管布林肯在演讲中强调，“我们不希望看到（中美）冲突或者一场新冷战，与之相反，我们决心不让它们发生。”然而毫无疑问，美国朝野上下已经形成战略共识，中国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所谓“最大威胁”。即使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公开挑战美西方自冷战结束以来拥有的欧洲霸权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将中国作为“最主要对手”，深入推进以“印太战略”为核心架构的对华遏制战略。

       “印太”这一概念并非美国首创。早在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担任日本首相的访印期间，与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共同倡导了印度洋-太平洋的两洋合作倡议。从彼时起，“印太”成为西方政要公开使用的政治概念。但在“印太”提出的最初十年间，这一战略地理概念并没有得到外交界和政策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并非由于日本和印度没有能够充分论述这一概念的逻辑内涵与战略指向——这一问题迄今仍然存在，而是因为日印两国没有足够的战略资源和能力将这一概念付诸实施并产生效果。直至2016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公开炒作“印太”概念，并得到了美国的背书，这一概念才逐步摆脱空谈清议的尴尬境地。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接过日本首创的“印太”概念，将之界定为美国首要的战略方向。同时，特朗普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还启动了“印太战略”进程。不过，在特朗普任期之中，美国推动“印太战略”的实质性举措非常有限，“印太战略”效果几近于无。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构想”，从某种程度上讲并不是一个经过精心构思设计的对外战略，其中包含着不少矛盾之处，使其在推进过程中必然面临挑战。一方面，特朗普过于专注经济特别是贸易，作为一个政治素人，房地产经营的专业背景无法帮助特朗普形成连贯且自洽的战略思维；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导致美国在对付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时候难以动员和发挥盟友的力量，雷声大雨点小的单打独斗，收效甚微。当然，不容忽视的一个意外因素是2020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暴露了美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提前”终结了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梦想，也在很大程度上阶段性地缓解了中国的战略压力。

       特朗普下台前后，美国战略学界对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和“印太战略”从内容到效果进行了全面反思。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2019年的报告提出，“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朝着自由开放地区的目标迈开了最初几步。然而，总的来说，美国政策的关键领域之中仍然存在不一致、不协调和资源不足的问题，而且坦率地说，缺乏竞争力，并对推进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产生了反作用。”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在保持“印太战略”基调稳定的同时，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加全面、更具进攻性的对华政策构想。2022年5月20日至24日，拜登开启了其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访日期间，拜登在东京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并参加了“四国安全对话”（Quad，也称四国机制）首脑峰会。拜登出访结束后，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首次对华政策演讲。

       综合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政策宣示和策略实践，可以将拜登的“印太战略”理解为和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制度性战略框架，以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为基础，以“美英澳安全联盟”（AUKUS，也称澳库斯）为安全支撑，以“印太经济框架”为经济架构，力图形成一个“五四三二”战略体系，“从强化‘五眼联盟’，到兜售‘四国机制’、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收紧双边军事同盟”，从而构成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在具体实施手段上，美国试图依托经济和军事上的硬实力，充分发挥外交和文化上的软实力。外交上，拼凑印太地区制华联盟，将中国围堵在西太平洋海陆结合部；军事上，加大对“台独”的扶持力度，伺机挑动台海冲突，消耗中国的战略资源；经济上，对华奉行选择性“脱钩”政策，企图中断中国产业升级、将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当中剥离；宣传上，利用“民主与威权”的叙事抹黑中国形象，根本目的在于阻挠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应该看到，从特朗普时代到拜登时期逐步成型的“印太战略”就是为此设计并实施的。相对于特朗普时期粗糙的战略设计和虎头蛇尾的战略实施，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要精巧、全面得多，战略实施的节奏感也有了明显增强。相对于特朗普，拜登政府对“印太战略”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首先，相对于特朗普主要关注经济回报的对外战略指导思想，拜登强调战略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经济安全双重目标并行、多种手段并用。尽管特朗普是首位把印太合并为美国优先战略方向的总统，但其对“印太战略”所做出的最实质性努力就是将其写进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除此以外，特朗普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有意义的步骤推动这项战略的执行。只是到了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美国才明显加大了在宣传（涉疫）和军事（台海、南海）领域对华施压的力度。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对外战略经济动机强烈，而且其着眼点并非如何巩固美国的制度性经济霸权，而是如何能增进美国具体的经济利益。拜登上台之后，一改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上的市侩心态，不仅把注意力放在特朗普念念不忘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上，还关注到中美关系所涉及到的战略安全、国际规则、意识形态等广泛领域。拜登注重调动美国在常规军事力量、国际话语权、国际规则等领域的优势，以期形成针对中国的全面战略竞争与挤压。这种调整的结果是拜登上台以来中美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冲突与交锋迅速激化，而沸沸扬扬的贸易战却明显降温。美方甚至主动谈论起是否要降低特朗普时期追加的中国产品输美关税。

       其次，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相对于特朗普时期动辄以“脱钩”相威胁，拜登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是以促成中美脱钩为目标的。美国作为既有的国际分工的最大受益者，必然要将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遏制住以维护其原有的优势地位，继续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维护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特朗普所希望的是中国继续保持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和低科技领域合作，但前提条件是中国与美国按照美国的条件达成贸易协定，向美国缴纳超额关税。特朗普的战略逻辑是中国比美国更渴望维系双边贸易关系，因此，中国会愿意为此支付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刺激，拜登执政时期对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安全化问题倾注了更多注意力，美国积极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以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税收为基本支柱。其中贸易议题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负责，首要任务是确定排斥中国的数字经济规则，弹性供应链议题则由美国商务部负责。美国计划提高关键领域的“可溯源性”(Traceability)，并实现“多元化”(Diversification)。可溯源性旨在确保中间产品在生产环节中符合美国标准，多元化指的是针对中国的多元化，这两项目标具有从价值链和供应链中实现去中国化的强烈色彩。“印太经济框架”作为美国试图建立的机制性安排，虽然其模块化设计在效力上可能会弱于传统的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但显然这种机制性安排设计的目标不会如同特朗普时期那样仅仅作为谈判策略而存在并且随时可以撤回或修改，实现与中国在特定维度和特定领域的“脱钩”已经不是美国的博弈手段，而是拜登政府的战略目标。

       再次，在力量配置和动员上，特朗普时期主要依靠美国自身的力量，试图以“单打独斗”的方式迫使中国接受美国明显不公平的贸易安排。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只顾及自身，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是一种完全自私的地区战略。而拜登上台之初就公开表示要恢复美国外交传统、重建美国的“领导力”，明显增强了对盟友的战略拉拢和胁迫，试图充分发挥盟友力量，形成对中国的“群殴”态势。二者的差别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特朗普不熟悉外交和国际关系，而拜登谙熟美国外交和对外干预套路；二是经过特朗普一任对中国效果明显不如预期的施压行动，美国已经认识到无法完全凭借自身的力量压制中国，必须调动联盟体系协调一致，形成对中国的集体行动；三是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对“中国威胁”认知性质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仅将中国视为可能在力量上挑战美国的新兴大国，中美对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反差使得相当一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开始从意识形态、制度甚至文明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将中美博弈定性为新的东西方文明之争的话语在美国越来越有蛊惑力。“威胁”认知开始具有超国家的文明性质，在力量动员上自然也会超过特朗普时期企图独享中美贸易协定带来的超额利益的实用主义思维。

       拜登时期，美国认识到了特朗普时期“印太战略”名不副实、潦草敷衍的教训，为了实现对中国的“全面打压”——美国的说法叫做“全面竞争”，从战略目标设定、实施领域及力量动员等多方面进行了大幅度修订。尽管如此，更新后的“印太战略”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究竟效果能否尽如美国所愿，即使是“印太战略”的积极鼓吹者，也承认对抗中国的战略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新美国安全中心主任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就对高调宣示的“印太经济框架”持怀疑态度，“‘印太经济框架’到底是什么?说清楚其不是什么比说清楚其是什么更加容易，不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不是一项数字贸易协定，也不是市场准入的一个机会。它似乎比什么都好一点，但到底好在哪里也不清不楚。它不过是美国为了恢复在该地区经济领导地位迈出的一小步，远无法填补美国亚洲贸易政策造成的巨大缺口。”尽管方丹只是对“印太经济框架”的不确定性提出了争辩，然而实际上，这种不确定性在整个“印太战略”框架中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随处可见，拜登的进一步完善的确澄清了一些疑问，不过在一个最关键的不确定性问题上，拜登和特朗普都没有提供符合战略制定和执行基本要求的答案，这就是“印太战略”的成本，到底由谁承担？

       没有一项战略是可以零成本的。关于“印太战略”，美国是专注于经济事务也好，寻求“全面对抗”也罢；是以“脱钩”相威胁也好，为了实现“脱钩”也罢；单打独斗也好，联合盟友“群殴”中国也罢；都不可能只产生收益，没有成本，也没有代价。如果美国通过“印太战略”实现对中国的终极意图——中断中国的崛起进程，假如的确有如此认真而严肃的终极目标，而不只是某种党派政治语言或者国际传播话语方式，那么，“印太战略”必须要帮助美国做到：外交上向盟友和伙伴传递信息，强调美国能够替代中国目前为区域合作和区域秩序付出的一切努力和发挥的一切作用，特别是经济引领作用；增大亚太地区军事化水平，和中国展开军备竞赛甚至军事对抗；经济上和中国脱钩、迫使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在贸易和投资上在中美两国之间选边站；宣传上发起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大规模舆论攻势，切断中美之间的人员往来并极力阻止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文化领域保持接触。换句话说，就是和中国打一场美国擅长的“冷战”，这种战略企图会在美国国内外产生严重的成本问题。首先是战略的启动成本，中国不是苏联，“冷战”爆发前的苏联并不是美国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一环，不存在剥离问题，也就不存在剥离成本问题。而中国作为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将中国排斥出去不啻于重新打造一个经济体系。其中的成本之高，不但美国的大部分盟友无法承受，美国本身也无力负担。其次是战略的维持成本，和中国进行集团对抗，美国必须要继续在目前已经高达8000亿美元的年度防务预算上增加可观投入，并且说服亚太地区乃至印太区域内的盟友和伙伴大幅度追加防务开支。不仅如此，美国还要切实向非中国贸易伙伴开放市场，以满足他们产业升级的需求。而美国唯一可能做到的是继续追加本国国防预算，增加其他涉及盟友伙伴的成本分担，至少在目前，美国还没能提供可置信的交换条件。就此而言，方丹对“印太经济框架”不是市场准入机会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遏制中国的成本很高——遏制任何一个大国的成本都很高，美国自己不愿意支付，于是试图让本区域的其他成员承担。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成员会愿意承担？美国的压力并非美国盟国做出选择的决定性原因，它们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出选择。可能的理由有三个，分别是安全保证、价值观认同以及经济利益。在安全保证问题上，只有感受到中国军事威胁的行为体才有可能为了获得安全保证而选择美国，但问题在于中国太近美国太远，当中国的军事能力已经可以跨越第二岛链的时候，美国的亚太盟友甚至印太伙伴用拥抱美国的方式激怒中国，无论如何，都不是谋求安全的合理方式；至于价值观认同,亚太地区不是欧洲，向来宗教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制度的差异从来不是亚太国家确定国家利益的分界标识，价值观在亚太国际格局内的动员能力远弱于欧洲。因此，和平时期，唯一可能导致亚太地区成员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原因就是经济利益，且包含两个参数，一是亚太地区成员支持“印太战略”以从美国获得可能的回报，二是反对哪怕不支持这一战略所要承担的经济风险。这两点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都是成本，是为了追求“印太战略”的经济后果而需要付出的代价。而美国拒绝开放国内市场就已经表明美国不打算支付这部分成本，其推行战略的经济手段是让参与方自行消化和中国切割的经济代价并按照美国的要求对本国经济进行重新布局。这两件事情都不可能是免费的。

       概言之，美国希望享受遏制中国——不论在何种战略名义下——产生的所有红利，却试图让参与伙伴承担成本，这在战略上是很难实现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已经不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能够解决问题的国家。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重建更好世界”，美国的战略概念提了很多，但前景一直受到各方质疑，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透过不断强化的“印太战略”，既可以感受到美国日渐认识到无法阻止中国崛起所产生的焦虑感和失望感，也能体会到美国对外战略带有强烈种族和文明中心主义色彩的傲慢和自负。相应地，中国和美国打交道，既要认识到美国对华战略不可改变的霸权思维，放弃通过避让和妥协换取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积极调整的幻想，也要把握住霸权主义国家色厉内荏的另外一面。霸权主义国家一贯迷信实力逻辑，中国的实力越强，越敢于使用实力，美国遏制中国的决心就会越弱，特别是不计代价和中国开展旷日持久的“全面对抗”的决心就会越弱。

       当前，美国对霸权旁落的恐惧感不断增加，国内反华情绪日渐蔓延，美国对华战略的进攻性必然明显强化，竞争、摩擦、对抗、冲突将是近期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但需要看到的是，不计成本从来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特征。在中美冲突过程中，不是只有中国一方在承受成本，更不是只有中国一方需要计算成本。表面上看，美国的“印太战略”是一套攻守兼备的“全面竞争”战略指南，但实际上透过这套战略框架设计，已经能够让人感受到美国在遏制中国方面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军事、经济力量和文化影响力及国际体系号召力无法胜任“全面围堵”、“全面压制”中国的任务，只能选择进攻与防御并重、优势领域进攻、薄弱环节防御的选择性对抗战略。以“全面竞争”掩饰重点对抗，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美国“印太战略”的基本样态。这既意味着经过特朗普时期缺乏章法的“全面对抗”策略，美国阵势已经有所收缩，也意味着中美两国的博弈已经进入互有攻守的相持阶段，中方的因应策略宜可有所调整。

       经常有关于美国一旦确认哪个国家是自己的战略对手，就会不计代价地进行打压，必灭之以后快的观点，认为美国是少数具有长期战略思维能力的强权，能够从大国兴衰逻辑制定对外战略。这种观点的持有者经常引用美国二战期间对纳粹德国和冷战时期对苏联的战略作为说明案例。但是，美国对纳粹和苏联的对抗战略在进行当中，美国就在不断收获丰厚的金融和物质回报，而且能够清楚地展望到战胜对手后将会得到的巨大的战略收益。这两个案例并不支持所谓美国战略行为“不计代价”的观点。近期美国的行为也证明，美国政府并不打算彻底断绝和中国的多方面联系，更没有下定决心像对待苏联一样对待中国。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不是苏联，没有对美国构成系统性的战略威胁，更是因为美国精英阶层在遏制中国的时候始终念念不忘地盘算着怎样节约成本和确保局部利益，他们想阻挠中国的科技进步，但不想伤害因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大量对美出口而保障生活品质的美国中产阶级，对制造业回流兴味索然就说明他们的对华战略并不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基于“全面竞争”的考量，其“全面性”并不强于他们所激烈批评的特朗普执政时期。战略上有所保留不是因为美国自信心已经恢复到自认为可以仅仅依靠重点领域竞争就会遏制住中国的发展势头，也不是因为中国在过去数年内采取了忍让政策大幅化解了美国的战略敌意，而是美国已经认识到和中国“全面对抗”的成本将会过于高昂，既超过了美国实际的支付能力，实际上也超越了美国的支付意愿。

       三、应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原则性思考

       在认识到美国对华战略本质的基础上，中国应该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去应对美国政府推行的“印太战略”。只要中国坚持斗争、敢于斗争，保持战略对等态势，即使在实力存量仍有差距的情况下，成功抵御美国“印太战略”的全面施压依然是可能的。

       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与顽固派打交道，提出了著名的“自卫、胜利和休战”三原则。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对今天中国应对美国的全面对抗压力，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自卫”原则，即中国和美国的斗争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为了和美国竞争霸权。总体说来是中国应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依托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保持在特定议题上的一贯性，以可置信的大国姿态和美国打交道，不轻易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调整在有关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特别是要避免为了营造中美关系的所谓“气氛”而在双方存在分歧的议题，包括双边关系议题和其他国际与地区事务上改变态度。中国应避免让美国及其他国家产生中国会为改善中美关系而做出重大战略调整的错误印象。

       “胜利”原则的含义是，在中美发生冲突和摩擦时，中国的反击应具备一定的力度和持久性，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姿态，也是为了给美国及其盟友造成实际损害。不反击则罢，反击务必到位。即使考虑到中美关系现阶段力量对比落差依然严重的现实，中国也仍然有能力在部分领域和事务中给美国及其盟友施加有实质意义的损害，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溯源问题上、澳大利亚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问题上等，保持必要的力度和热度，有助于中国在消解美西方舆论压力的同时，增大与美国的博弈空间。

       “休战”原则的含义是，中国应在与美国进行多领域斗争的同时，保持双方的沟通渠道，一旦美方调整政策，改变表述和做法，中国也做出相应调整，在具体问题上和美国“休战”。但需要注意的是，“休战”的前提是美国首先结束对抗，而不是美国在继续对抗的时候，中国出于某种考虑率先进行调整。

       按照上述原则，应对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可以考虑：

       第一，在战略和外交领域，针对美国的印太联盟体系，立足于我进行基于实力运用原则的分化瓦解工作。中国应比照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争取中间派的基本原则“进步势力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中间派）的利益；对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并逐步取得胜利”确定相关工作原则。经略中国周边，中美关系是关键，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其核心要义不是中国能否给周边国家提供多少好处。中国应该认识到，不论是澳大利亚、日本等美国铁杆盟友，还是印度等待机而动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国家，抑或处于观望状态的东南亚国家，他们在中美两国之间游移的决定性因素都不是中国能给他们多少好处，而是中美双方谁在本地区的博弈当中占据上风。

       第二，在安全领域，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并用，应对美国的新作战样态军事威慑。美国正在形成并推行新作战样态的军事指导思想，即所谓“创新的美式战争模式”。美国新军事学说强调要采取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并用的方式，利用天电网空间配合传统的海陆空空间，超越前方和后方的边界，在敌方内部分裂势力的配合下，实现瓦解敌方政权的意图。对于这种策略，中国应一方面通过强化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展示敢于动武的决心，向美国明确为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不惜一战的底线，明确对美传达解决台湾问题势在必行，时机确定和方式选择权力在我的战略决心，粉碎美国试图利用台湾“乌克兰化”以恐吓中国的幻想。另一方面，加大对国内各种崇美恐美势力的压制，清除所谓美国“遏华棋子”，要从抵御美国新战争模式威胁的高度认识清除美国利益代言者的重要性。

       第三，在科技领域，认识到双方在这一领域矛盾的结构性，做好高科技合作彻底断绝的准备。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是防止中国进一步崛起，对华技术封锁是关键手段。在这一方面，中美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美国未来必将继续加强对中国的高科技阻断的图谋，其实施手段将越来越不受现有国际机制的限制，也会越来越不受美国国内少数和中国利益关系密切的企业及集团的牵制。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美国普通制造业不同，并不必然要求与中国进行产业链和价值链对接。中国需要未雨绸缪，为美国未来不断强化的技术隔离措施做出准备，主要依托国内市场，构建“去美国化”的中国高技术产业链和价值链，同时在海外高科技市场中积极探索独立于美国而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网络。

       第四，在经济领域，对“印太经济框架”坚持包容思想，深化既有的开放性地区合作框架，推动经贸领域良性竞争。要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落实和升级,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工作,尽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的建设。

       第五，在对外传播领域，敢于主动传递中国主张、澄清中国立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意识形态斗争将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中国应果断迎战，一方面用美国的话语体系戳穿美国的“双标”，在国际传播平台上就新冠肺炎疫情、种族矛盾、海外战争罪行等问题严厉批评美国及其盟友，公开呼吁追究这些国家的责任；另一方面，重点针对亚太周边国家深入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强调中国文化与亚太多数国家文化的共同性，传播亚太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用东方伦理阐释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倡议。（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