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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从《海国图志》到春秋国际公法——晚清中国的世界认识

【作者简介】汪晖，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颁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文系、历史系博士导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在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社会理论和民族区域研究方面均有重要成就。
【文章来源】汪晖教授于2013年第二届“海外民族志暨美国社会民族志研究工作坊”开幕式上所作的主题演讲。
2013年6月18日上午，由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海外民族志暨美国社会民族志研究工作坊”在中央民族大学开幕。开幕式在中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随后，在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海洋教授主持下，清华大学中文系汪晖教授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汪晖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从<海国图志>到春秋国际公法——晚清中国的世界认识》。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嘉宾和六十多位工作坊学员共同聆听了这场演讲。

       演讲开始前，张海洋教授进行了简单的引题。张教授说，在我国周朝就形成了一种关于“天下”的理念，经过两三千年的持续发展，到清朝时基本形成了这种“天下观”的基本模型。在国内外形势的推动下，人们开始逐渐转向对“民族-国家”的关注。在这种基础上，人们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情怀。

       汪晖教授在演讲中指出，虽然民族志作为一种书写形式是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物，但是它的形成有很复杂的根源。他通过三个例子对许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之间的相似性进行了一个基本的比较，通过这种比较来说明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世界观的转变。

       汪晖教授举的第一个例子是清代中晚期舆地学研究方向的变化。舆地学在中国有久远的知识传统，但是早期的舆地学研究和清朝中晚期的舆地学研究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1820年前后出现的由西北边疆、蒙古，一直延伸到东北的对于边疆地区舆地情况的重视。为什么许多汉族的士大夫开始去研究西域、蒙古和东北地区？这涉及到一个世界观的转变问题，也即自我重新定位的问题。虽然在1820年时，中国的GDP仍然占到世界GDP总量的30%左右，但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英美的殖民力量已经渗透到了亚洲。以魏源、龚自珍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已经开始认识到西北的问题不再仅仅与中华帝国内部有关，而是与东南沿海有关。在这个时候，人们不能再固守过去的一边禁修长城，另一边又封禁关外的政策，对于何为“内”、何为“外”的问题，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讨论。随着外患的紧迫，关于“夷夏之防”的讨论逐渐形成了“捐西守东”派和“必须坚守西部”派。

       同时，即是在 1820 年前后，龚自珍开始批判之前人们一直提倡的宋明理学，他通过详细研究新疆、蒙古等地的地理、水文、物产、气候和风俗等方面的情况，撰写了一批今天可以称之为民族志的文章。《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是一篇奏议，但建立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其开篇说：“天下有大物，浑员曰海，四边见之曰四海。四海之国无算数，莫大于我大清。大清国，尧以来所谓中国也。”在这里，“大清”虽然最大，但已经被置于无数“四海之国”间，这明显反映出了龚自珍认识中国视野的改变，他将对中国的认识放到一种以海洋为中心的世界观当中，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而他对新疆等地的舆地学研究是非常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民族志的。龚自珍撰写《西域置行省议》的直接动机是通过设置行省，鼓励内地往新疆移民以稳定新疆。然而在他的描绘中，遥远的“海”始终是西北图景中的重要部分，海岸线在辽阔的亚洲腹地的衬托下清晰呈现出来了。这是以往所有关于西北叙述中未曾出现过的新因素。可以说，龚自珍的舆地学研究是对“海洋时代”来临的反应。拉铁摩尔曾明确地区分出“前西方”与“后西方”两种不同的因素，并把这两种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看作是塑造新的边疆关系的基本动力。龚自珍和拉铁摩尔一样都是从大陆与海洋的对立关系中理解新的历史运动。这里的“海”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的海，而是蕴含着世界的意识。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来自帝国内部的动力，也有外部的动力。

       第二个例子是魏源的《海国图志》，汪晖教授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以西洋人来谈西洋”的观点进行了新的解读。他指出，《海国图志》的“筹海篇”共计收入《议守》（上、下）、《议战》、《议款》等四篇文字，检讨鸦片战争时期的军事经验和教训，其核心是以“守”为中心，展开守、战、款等不同的战术策略。汪教授认为，《海国图志》其实是一本很大的“兵书”，所谓的“改革开放”只不过是战争的延续。守、战、款都是战争的问题，以守为中心，其次才是战和款。跟西方打仗，不能出海打，而是要注重防守，将其引入内陆，以陆制海。西方列强的新规则挟带着强权而来，因此应对之方是一个广泛的兵法或战略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魏源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有形之兵，有无形之兵也”、“调客兵不如练土兵”的观点。现在的陆战，再也不是以前的陆战，要讲究运用“无形之兵”，这是一个有关知识的问题。这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的过程，以描述海国来描述自我，在比较中重新进行自我定位，整个知识结构和世界观的转变要从最具体的知识开始。

       毫无疑问，《海国图志》的核心是西方，而不是南洋或者中国，其背后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知识构造发生了变化。魏源对世界的划分借用了五洲制，虽然他也批评五洲制的不足，认为欧、亚、非联通一体，是一洲而非三洲，强行分隔开来只会割裂其背后的文化纽带和历史传承。我们研究南洋、北洋最终还是为了研究西洋。“西方”不是一种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历史形势，具有巨大的权势，无法简单地用内部的差异加以解构。我们研究其它最后还是为了研究西方权势的来源，理清其内部的各种关系，实际上是研究世界的权力格局。为什么中英都出现了人口和土地之间的紧张，中国采用在西域置行省，而英国却向外拓殖，这里蕴含着有深刻的知识构成因素，可以说，魏源对于夷夏关系的理解已经从内外观扩展到了世界的范围。汪晖教授认为，纵观《海国图志》所引文献，只有20%的西方文献，绝大部分是各类正史和地理方志著作，魏源正是通过这种民族志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意义表达了他的世界观。

       第三个例子是我国春秋时期的国际公法。汪晖教授认为，我国在秦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有规约诸国行为的规范，但是秦一统之后，伴随封建体制的消失而不再流行。但清代诸国并立的格局重新激活了这一传统，丁韪良、廖平、康有为等都曾经用《春秋》和《周礼》作为古代国际法的例证。康熙帝在和俄国人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时候，采用荷兰测绘术勘定国界，以拉丁文本为条约正本，俄满文本作为副本，这就是“以荷兰款俄国”。用第三国荷兰的地图测绘技术作为一种客观知识，就涉及到了怎么认识世界和怎么认识自我的问题。

       汪晖教授最后指出，晚清士大夫所著的具有民族志性质和雏形的文本是纳入全新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肌理之中的。通过这种民族志书写，人们实现了知识构成和认识世界上的转变。

       张海洋教授对汪晖教授的演讲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和归纳。他认为，汪晖教授所阐述的其实就是阅读文本和阅读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从理解文本的角度为我们认识晚清中国世界观的转变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汪晖教授的演讲启发我们如何通过阅读中国，理解自我，进而认识我们身处的世界。

       工作坊三位学员对自己汪晖教授的讲座提出问题。第一位学员的问题是传统的衰落对中国自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汪晖教授认为，传统衰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当时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对于晚清政府来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当时人们远未认识到时势的危险，而魏源认识到了这种局势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学越来越作为一种基本的知识得到了普及，构成人们世界观的知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位学员的问题是我们向外看是在回应怎样的一个时势，或者说产生世界观转变的宏观性动力是什么。汪晖教授认为，历史研究和民族志研究之间具有一定相似性的，这种学科之间的对话必须建立起来。当代社会的流动性很大，这是跟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的，也同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有关。我们需要弄清楚今天和十九世纪的真正区别是什么，这种区别就在于世界格局的改变。

       第三位学员受到汪晖教授的启发想到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理论，他的问题在于汪晖教授所说的“有形之兵”和“无形之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现在的“无形之兵”对于国家而言是什么。汪晖教授认为，葛兰西讨论文化霸权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进行的，有一种合法性危机在内；而我们现在搞不清我们合法性的根据何在，大家搞不清我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位置。同时，汪晖教授还分析了人类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内的自我认识、中国在非洲和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的存在等问题，指出当前所出现的盲目自卑和盲目自大的思潮都是不对的，对中国要有一种全面的认识。现在人们在非洲等地所了解到的有关中国的知识都是美国和欧洲创造的，缺乏中国自己的声音。谈到“无形之兵”，汪教授认为，不能光从自己出发，而要看到别人如何看我们这个角度。中国人的自我认知和非洲人认识中国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个角度。很久以来我们所做的都是一种知识上的自我殖民，是一种将自己当作人类学的认识对象的做法，我们要打破这种状况，把自己认识好，将来怎么对别人叙说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原稿由工作坊学员邓苗整理，现稿于2022年6月经汪晖老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