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具有相对确定性，但合作关系并未如预期紧密。”在1月20日举办的题为《中欧互通：互动中的伙伴》的文汇讲堂上，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与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就中欧关系展开了深度讨论。陈志敏认为“欧洲人做方案会考虑很多可能，有些未预想到结果就是决策者的预设”，而黄平回应，在有些事上欧盟也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之时。今分享对话精要。

 

本次讲座为“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五讲之四，该系列讲座由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

 

 

陈志敏：和黄所长以前在北京、上海、国外开会多次相遇，主要是大家谈自己的观点，在文汇讲堂能做深度交流还是第一次，非常感谢！

 

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担任对话嘉宾

 

我想就黄所长谈及的“未能预期到的后果”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从欧洲发展的历程来看，2003年欧盟发布的《欧洲安全战略》文件上提到：“欧洲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繁荣、安全和自由”，那时自信十足，感觉一切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而在2016年发表的《欧盟全球战略》文件则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生存性危机的时代”。13年后，欧洲几乎是“四面楚歌，内忧外患”，出现了种种的危机和挑战。 

 

这些危机与挑战确实可以被看作是“未能预期到的后果”。不过，如果要讨论得细一点，我倾向于使用“非预想的结果”这个概念。而且，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区分。第一，非预想的结果可以是“非预见的结果”，或者是“非预期的结果”。“非预见的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做出的一项决策带来了一个与既定政策目标不一致的意外结果，而政策制定者原先没有预见到这种可能性，说明政策制定者缺乏预见能力。“非预期的结果”是政策制定者做出的一项决策同样带来了一个与既定政策目标不一致的意外结果，不同的是，政策制定者原先预见到这种可能性，但认为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小，这说明政策决策者缺乏预判能力。

 

第二个角度，“非预想的结果”可以分为真的和假的。真的“非预想的结果”确实是一项政策出现了有违初衷的结果。而假的“非预想的结果”则表示，一个看似有违初衷的结果也许是决策者的有意为之。比如，在欧元诞生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共同财政政策，欧元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但为什么欧元还会诞生呢？一种说法是，当时的核心决策者认为，要建立一个支撑欧元的财政联盟在政治上还不可行。因此，先做一个共同的货币联盟，如果未来因为没有共同财政支撑而产生危机且无它途可寻，那唯一的选择就是走向共同的财政。所以，它是通过B再走到A的解决方案。很多人把欧元危机视为“未预料的结果”，但其实也可能是核心决策者的预设之局。

第三个角度，“非预想的结果”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负面的。英国脱欧后，对欧盟大陆上的国家或许正是机会，英国一直给“欧洲一体化”设置障碍，没有英国，欧盟可以轻松向前进，反而可能是好结果。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是较坏的结果，是负面的“非预想的后果”。

 

 

 

如果再做梳理，就要看欧盟所遇挑战的性质。我以为，大多数欧盟所面对的挑战是真实的和负面的“非预想的结果”。欧盟应该对这些结果的可能性都有预见，主要的问题是没有预判到这种可能性会成为最终的结果。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多年中，欧盟和其主要成员国发生了严重的判断力问题。主要原因在两方面。第一是脱离实际的意识形态。欧洲人思考问题都从自己的价值观、政治信仰、信念出发。比如，欧洲出现任何问题都是因为“一体化”不够。我和黄平所长去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开会，常听到抱怨：出现问题都是布鲁塞尔没有拿到足够的权力，没有更多的一体化，只要有“更多的欧洲”就能解决欧洲面临的问题。又比如，认为西方式的民主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认为赶走卡扎菲就能把利比亚变成民主国家。卡扎菲在任时管住了非法移民。卡扎菲政权推翻后，利比亚陷入内乱，反而成为了非法移民的跳板。

 

第二是脱离控制的政治权谋。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本不愿脱离欧盟，但他为何要搞公投呢？完全是出于政治权谋的考虑。他要通过举行脱欧公投来遏制英国独立党不断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保守党的疑欧派支持者倒向独立党。同时可把工党打下去，让工党处于两难境地。因为亲欧的工党如在公投里反对留欧，会和其政策相反；如果支持留欧，政策上岂不是和保守党政府一样吗？另外，卡梅伦也同时希望，发动公投可以加强英国与欧盟的谈判地位，在与欧盟的关系中争得对英国更有利的条件。这是一个如意政治算盘。卡梅伦2014年提出公投方案时，欧盟状况不算最差。但到2015、2016年，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危机在欧洲大陆频频发生，英伦民众就萌生摆脱干系的念头，所以就发生了“很小的多数”，有了脱欧的公投结果。事实上，那时很多人对脱欧的利害关系的讨论是不充分的。从现在的脱欧方案来盘点成本收益，英国离开欧洲并无太多好处。

通过英国的事例，欧盟告诉所有成员国，每个国家虽然都想在一体化里争取更多的利益，但是分家不是最好的选择，这对很多国家也是很好的教训。特蕾莎·梅首相承诺的3月29日脱欧日期即将来临，谁都知道有几种可能性，但没人说得清楚哪种可能性更高。

 

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我们从局外看欧盟现在往哪里去？我在2003年时研究欧盟外交政策，写的书名也是《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要实现外交政策一体化，我当时就觉得很困难，虽然不能排除其未来可能性。比如，十年二十年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是很小的国家集团，实力严重下降，以至于需要他们联合起来才能自保。这种情形会否出现？现在不能完全预见。所以从目前来看，外交政策很难统一，财政政策也是一样。目前整个的欧盟预算只占到所有欧盟国家GDP的1%，而欧洲国家的政府预算一般相当于GDP的40%左右，从1到40%，如何跨越？所以财政政策的统一很难实现。

 

接着是认同的问题。美国独立后为何能变成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联邦国家？因为他们的独立以后拥有自己历史的时间非常短。英法德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自豪的历史，要放弃本国的认同，而转化为对欧盟的认同，这肯定是“未完成的工程”，而且未来能够完成的可能性很小。

 

但即便这样，欧盟并没有崩溃。英国要脱欧了，并没有其他国家学样，反而都挺团结，在对待英国的态度上没有分歧。欧盟经济最近增长率略有下降，但尚稳定；难民问题基本上得到控制；意大利的极左极右联合政府和欧盟曾有很大的争议，其2017年预算赤字是1.6%，2018年要求提高到2.4%。虽然也不高，但欧盟不同意，最后达成妥协在2.04%，仅增加了0.44百分点，看上去很尖锐的对抗，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好象并不那么尖锐，甚至最后找到解决之道。这是欧盟确定性的地方。

 

陈志敏在2003年时研究欧盟外交政策，出版了《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

 

 

 

从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来说，相对与美国的关系，确定性更多。政治上，欧洲总体上接受与中国共处，尽管一直希望同时塑造中国内部政治的进程，但现在觉得希望越来越渺茫。增加的不确定性是欧盟担心起中国的制度竞争力，会分化、破坏欧盟内部的团结。经济上，中欧合作范围非常广泛、非常深厚，过去和现在都希望更多进入中国的更大的市场。但前段时间防范心态越来越强，防范领域在扩大，从贸易扩展到投资、技术领域，防范力度也在加大。另外，欧盟加强了与美日协调，在WTO规则改革中试图对中国有所约束。

 

从战略合作来说，2003年前后，中欧有一个蜜月，全方位且有战略合作因素。但是这个战略合作是情境性的。目前美国对欧盟也是简单粗暴，比如把欧盟外交使团团长降为一般性的国际组织代表地位，只位列100名之后。对欧盟也征钢铁关税。于是，国内有种期望，觉得欧洲人需要和中国联合。实际上，欧盟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和中国形成更紧密的关系。中欧有一些议题上的合作，另外一些议题，欧盟还是选择和美国站在一起。对中欧关系中的这些不确定性，目前我们还能够进行很好的管理。关键是推动怎样的更高层面合作，这是政策界要多考虑的问题。

 

 

 

黄平：陈老师刚才的意思是“欧洲人还是挺老谋深算的”，我同意，而且他们确实挺有战略眼光，会有第一方案、第二方案、第N方案。但我觉得，有些事上欧盟也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时候，或者说，人算不如天算。所以我引进了一个概念——未能预期的结果。比如脱欧，卡梅伦本想一石三鸟，却没想到出了那么大的偏差；马克龙也没想到因为燃油税而引起如此“黄马甲”运动，这类事近年来在欧洲屡屡发生。

 

有趣的是，社会学学者在事后分析时发现，在英国赞成脱欧的人，和在美国支持特朗普当选的人，如果看他们的年龄、性别、工作性质、居住地点、受教育程度等都非常相似，说明社会科学做事后分析还是有用的。那么，对普通人来说，他们用他们各自的理解来改变了他们自己，也就是改变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英国政府的理性算计、图标公式，脱欧的坏处和不脱欧的好处，至少用词很专业、内容很庞杂，普通人看不懂，但他们依据日常生活感受，觉得保加利亚、罗马利亚等加入欧盟前，尤其是不住在大城市的中年白人男性，觉得社区环境不错、工作条件不错、治安不错，但自从这些新欧盟成员国的人来了，环境脏了、工作好像也难了、治安也坏了。他们用自己的切身感受来投票。哪些人支持特朗普，如果分析一下也很类似。 

 

另外，英国原本从制度设计上选择了代议制，就因为从苏格拉底时起就对民主抱有怀疑乃至敌意，因为这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或者至少，普通老百姓无法对大事要事长远之事做出准确判断，所以选出掌握信息更全、“智力更高”、“更理性”的人去做议员，但英国是否脱欧这么大的事居然采取了全民公投。

 

“人算不如天算”还有两个例子。

 

希腊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希腊债务刚刚冒出时，假如欧盟和其主要大国德国出手，也许早就控制住了，起码不会蔓延开来。德国有人对我说，如果是科尔早就出手了，但默克尔迟迟不出手。难民问题上，有人说默克尔甚至也有原罪意识，不管对否，但出手又太急了。

  

另外，欧洲这些年的各种失误、误判发生后，在推进一体化以及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没有当初那么气盛，甚至也主动提出和我们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他们内部的官僚主义也很严重。欧盟预算很少，内部还有各种扯皮，当然每个官员也得代表各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国家利益之争。

 

 

2015年的希腊债务危机引发银行挤兑潮，民众排长队取现

 

 

陈志敏：黄老师深谙社会学，现在欧洲内部大量危机和社会问题连在一起。法国“黄马甲”运动，马克龙做了妥协，给他们加了最低工资满足了一些诉求，但是昨天（1月19日）“黄马甲”人数又回升了。马克龙说现在开始来一个为期两月的全国大讨论，对“黄马甲运动”关心的四大问题进行探讨，争取形成新的共识。你觉得像马克龙这样的策略，对消解“黄马甲运动”的可能性有多大？ 

 

黄平：马克龙可以说也是一匹“黑马”，也是政治新星，有改变历史的抱负和可能。全民全国大讨论，是马克龙的一个“奇招”，对他政治抱负而言一点也不奇怪。英国脱欧后，法国将成为欧盟内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又没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包袱，起码将成为和德国一样最重要的欧盟国家。但是法国如果因为“黄马甲运动”这样的内部社会动荡最后导致起不到英国脱欧以后在欧盟中顶梁柱的作用，马克龙作为年轻有为的政治家将是无法承担的。马克龙号召全民大辩论，第一场七个多小时，有实权的市长来和公民们来讨论，提的基本上都是“黄马甲们”关心的国内问题。但是，回到这场运动，记得希拉克总统等都曾讲过，我们法国革命从来没有停止过。你看，一轮一轮的罢工，一轮一轮的骚乱，这个意义上说，“黄马甲运动”其实也不奇怪。全民大辩论能否就缓解，现在还不好说。

 

 

法国“黄马甲”运动（来源：东方IC）

 

 

欧盟走到今天，不止是2003年时报告里体现的自信、繁荣、和平、民主，重要的是欧洲人结束了战争，实现了几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包括用和平方式部分让渡主权的方法建立欧盟。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用英国凯恩斯主义加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来既持续增长又缓解贫富差别，从1945年到1965年迎来了所谓的“战后黄金时代”，甚至一直延伸到1973-75年的西方油价出现波折，这个“黄金时代”一反原来的经济周期——一般每十年就要经历繁荣-萧条-危机-复苏-又繁荣，这个时期出奇地长，20-30年，没有发生危机或萧条。经济增长、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养老等，民生得到改善、社区管理也进步不小，但智者千虑后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老龄化。通过累进税、遗产税等政府收税，用二次分配的办法给老人、穷人、病人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结果老人越来越多，其年龄是按数学级数增长，政府的财政支出支撑养老和老人医疗的成本却是几何级数增长，这个因素可以导致福利国家出现巨大问题，后来被叫做“福利社会危机”。

 

而现在欧洲“黄马甲”反映出来碎片化、后现代多主体、多元性，各种各样的社会诉求、民意诉求、团体诉求，背后恰恰是这个社会日益多元化、利益多样化、诉求碎片化，加上现在瞬间扩散的高度信息化，信息巨量且无限地扩散，真假虚实无法也无暇辨别，谁能第一时间占据信息主流平台，谁就掌握了话语权。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分析确实就不够了，要把社会变化中的个性化、碎片化、不确定性都一并考虑进来，但这确实有难度。传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无法处理现代治理加上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一个领域的突破可以完全改变原来的制度设计、政策设计和理性设计。

 

所以，我觉得，法国“黄马夹”可能是新时代社会问题的又一个新标志。全民大讨论，可能会有所缓解，讨论将持续多长时间？讨论中还什么声音？我觉得不一定能得出结论，但走这一步肯定比没有要好。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认为，法国“黄马甲”运动可能是新时代社会问题的新标志

 

 

 

 

陈志敏：虽然是法国国内的社会问题，但在英国脱欧后，马克龙应该是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进的最重要的力量。马克龙为什么要加燃油税？他觉得欧盟应该在世界上气候变化当中采取更加积极、认真的应对，法国必须节省能源、提高效率才能达标，反之，怎么让欧盟带头达标，如何在世界上扮演一个领导地位？

 

如果燃油税解决了，还有所得税问题。马克龙执政后，把富人最高部分80%的所得税率取消了。法国过去政治一直存在分裂，左派上台强调公平，右派上台就取消，马克龙试图做平衡，支持者也是跨越中左和中右的党派分际，所以政策非常混杂。现在的问题是新的平衡能否做到？要取消80%的税，也要做环保，还要做社会公平，你每做一样政策，可能就疏离一部分的社会阶层，这些人联合起来，就会挑战政权和政策。现在通过一些更公平的对话讨论在内部形成共识，把抗议慢慢淡化，然后继续推进改革，这是他希望的。但因为他的改革成效在其他国家并没得到认同，所以能否做到马克龙所愿，不仅关乎法国也关乎欧盟的前景。

 

 

 

 

黄平：我认为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里比较忌讳的“阴谋论”也是存在的，或者说，哪个国家都要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谋划战略、分析情势、研判对手。不同的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来自于实力，以及对未来将起什么影响。你怎么评价近几年欧盟的战略？

 

陈志敏：欧盟在2016年《全球战略报告》起草过程里请了一百个专家，五十个来自欧盟内部，五十个来自欧盟外部。请我也提了意见。我当时的意见就是，欧盟过去犯了比较多的研判错误、政策错误，欧洲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决策错误所导致，因为考虑不周全，有些冒进才到今天这步。但很多欧洲人不会这么反省，比如说难民问题，他们会说这些问题是美国把阿富汗、伊拉克搞乱延伸出来的；经济方面，会说是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他们也是会把问题的根源指向国外，找外面的替罪羊。我对他们建议，你们应该好好地自我反省，自己有多大责任，如果是就应该改正。

 

欧盟过去太过自信了，欧盟要成为规范性力量，美国靠权力来塑造世界，欧洲靠规则、规范、标准来塑造世界，现在发现世界发展不是朝着欧盟塑造方向发展，而是朝着主权国家的方向发展。美国现在比中国还强调主权，中国、印度这些人口最多的国家或者未来在世界上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国家，都主张在主权维护的情况之下来推进合作。欧盟是要继续改变世界还是适应其他国家的世界，这是摆在欧洲面前很大的挑战。 

（本文转自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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