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有必要弄清“话语权”到底是什么

杨光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不少发展中国家因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歧途难辨，失去了发展起来的机会——

       中国需要自己的话语权，对一些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事，而有些人则认为没有必要，且无可能。“无必要者”“无可能者”认为，连“话语”（discourse）这个词本身都是西方来的，还谈什么自己的话语权；何况西方社会科学是现代化的产物，中国要搞现代化就绕不开西方社会科学即西方话语权，怎么可能建构自己的话语权？这些说法听起来振振有词，其实，既没有明白什么是“话语权”，也不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立义所在。因此，有必要弄清“话语权”到底是什么。

       有人认为中国没必要也搞不了自己的话语权，这种认识层次太表面化了。

       简单地说，话语权是通过对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现实的历史叙事而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影响力，“话语权”是一种“软权力”。理解话语权含义的前提是认识什么是社会科学。在我看来，社会科学是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的特定经验的理论化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可以通过国家的财富权力而拓展成为“软权力”，成为一种共同价值。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正是以自己的硬实力而将产生于自己国家的历史叙事普遍化，将自己的“赢了”，论述为“对了”，其极端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与此相对照，过去一百多年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思想界，一些人的世界观、认识论是：将自己的“输了”，自证为“错了”，因此必须学习、接受“老师”的学说，世界因此而成为“一言堂”，世界上只有一本“通用教科书”，一个“标准答案”。当然，西方社会科学确实提供了今天人们赖以思考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比如阶级、政党、民主等概念，乃至作为学说体系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没必要也搞不了自己的话语权，这个认识层次太表面化了。

       第一，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并不意味着排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开放性、包容性正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比如政治学方法论上的阶级分析、历史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帝国主义论，经济学上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制度主义学派等，凡是能揭示世界真相的学说都值得汲取。

       第二，在汲取有益成果时，我们必须清晰西方社会科学赖以存续的本体论、目的论是什么，这些才是理解话语权生命力、话语权的价值的根本所在。西方社会科学无疑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其中有我们必须重视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历史社会学等，但主流西方社会科学立论于个体主义，服务于资本权力，从新古典经济学到自由民主政治学，莫不如此。比如，二战后的西方政治学深受经济学基于个体主义的基本假设影响，形成了理性选择主义范式一支独大的局面，主要是围绕个体利益而展开的历史叙事。

       对西方社会科学稍有了解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人会否定这一本体论和目的论。当我们说建构不同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话语权的时候，是指建构不同于从个体主义出发并致力于资本权力至上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建立在西方政治发展道路基础之上的，是对西方政治史的一种历史叙事。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是：市场经济——社会分层——资本权力主导——代议制民主——资本主体性即寡头政治。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化之后，资本权力“脱嵌”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保障资本权力的政治制度无疑是代议制民主，二战后被诠释为自由主义民主。

       建构中国的话语权必须弄清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是什么。

       不同于西方道路，中国道路的政治逻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分层——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人民主体性。中国道路和西方道路的最大分叉在于第三个环节，即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能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通过党的领导来整合社会利益，最终实现不同于资本主体性的人民主体性。事实上，中国这套逻辑契合了中国古代人文集团治国的政治传统，个人必须服从整体、资本权力必须服从国家权力，代表国家和百姓利益的是追求经世致用的儒家集团。

       中国历史文化、政治道路和政治现实意味着，构成历史叙事的本体论是集体主义，目的论是人民主体性。但是，不像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对立性思维，中国人从来不是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而是包容性世界观。也就是说，集体主义并非不保护个人权利，只是个人权利不得凌驾于国家和整个社会之上；同样，人民主体性并非不重视各个阶层的利益，只是特定阶层不得以一己之私而牺牲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乃至国家利益。

       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让我们看到建构自己话语权的迫切性。首先，西学东渐其实是一个“洗脑”的过程，以个体主义和资本权力为立论为目的的观念并非鲜见，在一些人那里甚至已经深入骨髓。比如，在很多事关公共性的社会关系领域，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乃至殡葬，已经过度市场化，形成了严重的“市场化社会”。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但是“市场化社会”即社会关系的市场化，则是伤害大多数人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国目前的“市场化社会”是没有自己社会科学话语权的恶果。其次，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产生的社会分化中某些特定阶层的坐大，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俘获一些政治势力，最终则指向党的领导权。所以，强力反腐就是为了破解威胁党的领导权的特殊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在政治逻辑上，要求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政治建党势在必行。

       当前我们如何建构以集体主义本体论和人民主体性目的论为核心的话语权，这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中国社会科学的滞后性众所周知，从而也使得一些人妄自菲薄。在建构自己的话语权过程中，我们必然离不开西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概念，比如“民主”“政党”等。但是，基于集体主义和人民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民主理论和政党理论研究上，必然会得出不同于个体主义和资本权力的结论。

       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中，民主就是基于个体主义、主要是保障资本权力的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民主则是基于集体主义的保障人民主体性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或者与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通约性的民本主义民主。再如，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中，政党其实是一种利益集团，最大的利益集团当然是资本权力集团，因此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分利，基本上都是“掮客型政党”；在中国基于中国近代史而产生的中国社会科学中，政党的主要功能是把国家组织起来，是一种利益整合型、代表型政党，是一种“使命型政党”。也就是说，虽然大多数概念都来自西方政治生活和西方社会科学，但同样的一个概念，却被嵌入完全不同的历史叙事方式之中，从而形成不同的话语权。

       不明白话语权本身的意义以及中国建构自己话语权的必要性，就无法真正做到理论自信。

       中国建构自己的话语权，是一项漫长的历史性工程。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的落后既是国家落后的结果，也是制约国家发展的原因。很多发展中国家因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误入歧途且难以回头，甚至永久性地失去了发达起来的机会。

       在中国，不明白话语权本身的意义以及中国建构自己话语权的必要性，就无法真正做到理论自信，也无法更好地引导他人，严重的则会导致颠覆性战略性错误。这不是耸人听闻，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在可比较的大国治理中，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转型中的两次私有化运动让俄罗斯深陷困境，形成蔑视国家的“金融寡头”和黑社会，直到普京的出现才得以基本扭转局面。这都是还称不上“历史”的历史性灾难，从一定程度上说都与这些国家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有很大关系。

          文章来源：人民大学国政评论，2018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