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的时代价值

原创 田文林 当代世界 2022-05-15 10:00 发表于北京

田文林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交叉学科平台”成员。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2年第5期

 

 

 

二战期间遭纳粹德军轰炸的英国伦敦街景。（新华社图片）

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在西方传统安全观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治主导下，世界局势持续动荡，战乱冲突此起彼伏，经济复苏缓慢乏力，全球发展陷入停滞。俄乌冲突、大国博弈所引发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充满战争和冲突

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看，安全问题都是威胁人类社会的最大挑战。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影响下，全球安全形势加速恶化，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太平。在此背景下，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正当其时。

一、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冲突史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凭借其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先发优势，日渐成为统治世界的主导力量。从安全角度看，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历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战争与冲突史。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战争与资本主义》中指出，14—15世纪期间，英国与法国争斗了100年；在16世纪，欧洲只有25年的太平时光，而这一数字在17世纪缩短至21年。也就是说，在这两百年里有154年处于战乱。荷兰从1568—1713年的145年中，有116年在打仗。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指出，欧洲列强在1494—1975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策动战争，完全没有战争的时间不超过25年。相比之下，东亚地区在1590—1894年间享有300年的和平，仅仅出现了几次规模相对较小的两国间战争。很显然，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至少与东亚地区相比），西方列强主导下的世界充满了战争与冲突。西方列强在对外征伐过程中更加穷兵黩武，热衷于诉诸战争和暴力，并最终塑造出一个以“丛林法则”为底色的野蛮而血腥的等级性世界体系。

表面看，西方列强凭借军事优势和对外征伐，在世界政治中维系了长达数百年的优势地位，但无处不在的零和博弈与战乱冲突，使整个人类社会遭受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和损失。据统计，1871—1914年间，英国进行了30场殖民战争。在此期间，英国、法国和荷兰至少打了100场战争。这些殖民战争造成了28万—30万欧洲人死亡，而被殖民地区丧生的民众则高达5000万—6000万人。

热衷于用战争解决问题的西方列强最终也陷入自我毁灭的危险境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的世界性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仅索姆河战役伤亡人数就超过了130万。整个一战期间，欧洲有数百万青壮年死于战场，大量人类文明成果毁于战火。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在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这种自我毁灭式的战争场景后，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并悲观地预言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是一战的延续。工业化水平日新月异，使各种战争武器的杀伤力和破坏性空前提升，由此导致二战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劫难远大于一战。1945年二战结束时，德国国内生产总值跌至1890年时的水平，英国从一个债权国变成了负债国。1946—1947年，约有1亿欧洲人只能靠每天领取1500千卡热量的口粮来维持生活。事实告诉我们，指望诉诸战争实现霸权目标，最终只会适得其反。正如古罗马学者西塞罗所说：“绝大多数人认为，从战争中获得的东西要比在和平环境中获得的东西有价值，其实这是错误的。”

 

2003年6月18日，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美英联军临时总部门前持枪面对数百名示威的伊拉克人。（新华社图片）

 

二、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更加动荡

 

二战后，核武器的出现与随之而来的“恐怖平衡”极大抑制了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可能。在长达50年的冷战期间，尽管美苏剑拔弩张，但双方均较为克制，由此使世界出现了难得的战争间歇期。美苏冷战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冷和平”。

然而，苏联解体使美国因失去外部制衡而变得日益黩武好战。冷战后爆发的五场局部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均由美国发动或主导。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围堵与遏制力度也在持续加剧。邓小平在1989年曾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美国《国会记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项目》等公开资料显示，1890—2001年的111年间，美国共采取了133项军事干预行动。

 

2021年9月2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会听证会，表示阿富汗战争以“战略性失败”告终。（新华社图片）

 

近年来，大国权力加速转移，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对衰落趋势明显。经济金融化、空心化使美国出现由盛转衰的征兆。与此同时，“9·11”事件后美国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导致其软硬实力加速衰落。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态势明显。历史经验表明，权力转移期往往也是地缘矛盾多发期。意大利历史学家乔万尼·阿瑞吉认为，资本积累与战争具有正相关性。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最少经历了三个积累周期，每次资本积累周期转换（实际也是权力转移），最终都是通过大规模战争解决。在美国等西方列强看来，权力就是强迫他国按照本国意志行事的能力，由此决定了霸权具有稀缺性和排他性。美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与美国平起平坐，因此不断加大对中、俄等新兴大国的围堵和遏制力度。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表面看是俄罗斯主动发难，实则是美国推动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引发的结果。从根本上看，俄乌冲突具有霸权与反霸权性质，也是国际权力转移大背景下的新旧体系之战。冲突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煽风点火，通过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策动“代理人战争”，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延长战争时间，借此从中渔利。

 

2022年4月26日，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猎豹”防空坦克。（IC Photo图片）

 

三、世界秩序正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

 

美国将发动战争视为有利可图的“好生意”，但对整个世界却是不折不扣的灾难性事件。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至少要对37个受害国的2000万人的死亡负责，其中包括对1000万—1500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不夸张地说，美国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

对世界各国来说，维护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稳定安宁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各国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并由此形成安全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相反，安全形势不佳会极大破坏当地营商环境；军费开支居高不下直接挤占民生领域投入；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使交战国两败俱伤，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此外，发展滞后又会加剧政权不稳和地区动荡，使各国陷入“越乱越穷——越穷越乱”的恶性循环，正所谓“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相互影响。原本属于传统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的战争与冲突，其影响不仅限于国力消长和国际格局变动，还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和次生灾难，殃及整个世界。例如，此次俄乌冲突不仅造成乌克兰大量人员伤亡、基础设施被毁，还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多国粮食供应短缺危机频发，使世界经济复苏再次放缓。

更令人担忧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日渐放缓以及俄乌冲突长期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叠加，使原本高度融合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分裂，潜在矛盾和不确定性因素不断涌现，世界范围内各领域失衡、失序、失范现象加剧。当前世界格局也出现了大国矛盾白热化、政治阵营化、经济碎片化、安全自助化、价值对立化等一系列危险趋势。这些长期积蓄的矛盾一旦超过临界点，便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大规模战争和冲突。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要想消除战争根源，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必须寻找一种能够体现新治理理念的新安全框架。

 

2021年9月25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斯大林防线”博物馆，人们重演二战期间摩托化步兵参与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战斗活动，纪念摩托化步兵日。（新华社图片）

 

全球安全倡议是纾解全球安全困境的有效路径

在世纪大流疫与俄乌冲突相互交织之际，西方传统安全理念主导的世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动荡与不确定性。全球发展不平衡与愈发显现的国际矛盾催生出更多不稳定因素及国际安全问题。西方以恃强凌弱、舍他保己为内核的传统安全观引发世界更多国家和民众的不满与反对。在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迫切呼吁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以平等互信为基础的新安全理念。基于此，旨在维护全球更广泛人民安全利益的全球安全倡议应运而生。

一、西方传统安全观弊端凸显

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体系之所以频频出现战争和冲突，与西方国家信奉的实力政治直接相关。在西方国家历史和思想中，强权政治的价值观可谓根深蒂固。西方学术经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了一段雅典人与弥罗斯人的谈判内容。处于优势的雅典人说得非常露骨：“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这番话将西方国家恃强凌弱的霸权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对武力的推崇，使欧洲人在与非西方国家交往中，经常将军事威力作为评价非西方民族优劣的主要参照标准。

现实主义是当代西方国家流行最广、接受度最高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将国际社会视为无政府状态，各国出于恐惧、利益或威望，强化安全自助意识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在西方现实主义理论家看来，追求生存和强大是国家存在的终极目标。经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间竞争的目标就是争夺权力、保持权力和显示权力。新现实主义知名学者肯尼思·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一书中认为，武力的滥觞在于国际无政府状态。战争的根源可概括为三种情形：坏的人性、坏的国家和坏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而近些年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主张追求权力的同时，其政策主张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更是如此。理论本身并非政治，但理论一旦体现为国家政策，便会对现实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各种似是而非的西方理论主张大行其道，才使国际安全困境持续加剧，使当今世界变成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的“坏世界”。

西方国家基于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价值观观察和处理世界事务，很容易形成你死我活的零和思维与冷战思维，以及本国至上的狭隘民族主义，乃至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问题在于，世界从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各国只是这个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看，整体大于部分。作为组成部分的各个国家越是能够协调合作，世界整体越能不断优化，并由此形成“好世界”。

二、全球安全倡议体现时代精神

纾解当前全球日趋加剧的安全困境，必须首先从价值观念上摒弃冷战思维及零和博弈的习惯性做法。当今世界面临两种迥然不同的治理理念和路径选择：一种是抱守西方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观念，以强权政治和穷兵黩武为行为准则，以集团对抗和牺牲他国安全换取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的旧安全观；另一种是基于共同利益和天下主义为价值理念，强调公平合理、共建共享、政治谈判和互相尊重的新安全观。事实表明，西方国家长期践行的旧安全观使人类社会发展之路越走越窄，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在这种背景下，倡导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变得日趋迫切。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就是这种新安全观的集中体现。从具体内容和内在逻辑看，全球安全倡议强调的“六个坚持”是针对当今世界安全困境中的种种症结，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指导性方案。这些主张环环相扣、彼此呼应，为构建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擘画了蓝图。

从思想渊源看，全球安全倡议的基本内容既是对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安全治理经验教训的凝练和扬弃，也彰显了东方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蕴和底色。从哲学思维看，中华文明强调辩证思维，理解祸福相依、矛盾相互转化，因而甚少走向极端，反对非此即彼、形而上学色彩浓厚的冷战思维；在国家间交往中，不同于西方价值观中动辄强加于人的霸道做法，中华文明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兼容并蓄；在安全理念上，中华文明有着强烈的“天下一家”意识，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远远高于西方文明“赢者通吃”的价值观站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强调国际主义精神，主张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尊重、和平共处。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典型体现，全球安全倡议则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纵向看，全球安全倡议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亚洲安全观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三者分别从国内、地区和全球层面构建起体系完整的新安全观。从横向看，全球安全倡议与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相辅相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柱，由此为创造不同于西方体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和发展议题中提出的重大创新性倡议，恰是中国在价值观领域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集中体现。

 

2022年4月，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参加联黎部队“天使救援”演习。（新华社图片）

 

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和平与安全是全球最重要、最宝贵的公共产品，也是最奢侈、最稀缺的全球公共产品。据统计，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中，只有268年没有发生战争。私有制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总根源。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实现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固有天性。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只要存在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积累为最终目标的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从世界历史和当下现实看，西方国家的资本积累往往通过霸权主义方式完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当前全球安全困境加剧的直接原因。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纾解全球安全困境将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世界和平与稳定仅仅靠善意和愿望是无法实现的，要想维护世界和平、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归根到底要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曾指出：“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不安宁的根源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它损害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命题至今仍具有时代意义。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中，好战的美国日渐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自1776年美国独立以来，美国没有参与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据不完全统计，自1945年二战结束至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的248次武装冲突中，由美发起的为201场，约占81%。美国在全球拥有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频频发动海外战争。2017年8月，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20个国家举行的民调显示，3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权力和影响”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此背景下，遏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已成为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

从战争与和平角度看，世界大体存在两种力量：一种是希望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步力量，另一种是热衷于发动战争并从中渔翁得利的反动力量。要想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必须联合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形成反霸统一战线。只有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民众联合起来且力量超过热衷战争的力量，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才可能真正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