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面对不确定和高风险时代，中国如何未雨绸缪？

中新社北京5月10日电 

标题：面对不确定和高风险时代，中国如何未雨绸缪？——专访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当前，世界愈趋不确定与高风险，全球化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如何未雨绸缪？如何坚定不移地推进共同富裕谋发展？作为世界的一大重要变量和发展与和平的动力，中国能给世界带来哪些理论创新与制度贡献？中新社“东西问”专栏就此对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进行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确定和高风险时代。中国如何未雨绸缪？

黄平：18-19世纪开始工业化的初期，人们曾经历过不短时间的混乱，之后虽有经济危机乃至世界大战，但仍以为，甚至坚信可以找到某种确定性或者叫规律和秩序的东西。但是几个世纪下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人们经历了“9·11”、2007-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上非传统安全领域如气候变化、病毒肆虐等，“不确定性”反而成了关键词。因为这些危机打乱了既定秩序，颠覆或动摇了以为已经有或者可以找到确定性规律性的传统认识。

 

2019年4月，加拿大多伦多以北大约200公里外的布雷斯布里奇(Bracebridge)镇发生春季洪灾。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另外，随着现代社会知识的推进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人们原以为，过往由于对自然不了解而产生的风险会逐渐降低。然而，上世纪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切尔诺贝利事件等，已经显示出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特征。现代社会越来越把人们的生活寄托在个体无法驾驭的系统中，比如金融、电力、信息等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水平越高，社会风险反而也越高。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度、高效率发展带来了高收益，以致现在已罕有人彻底否认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要预防各类风险与不确定性，防范种种危机与“陷阱”。

毫无疑问，中国已深深卷入全球化，并要在现代化道路上，沿着人民提高幸福与生活质量、国家实现强盛与民族复兴的大道上继续前行。同时，今天的问题已不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中国已经深深地嵌入世界之中，且是世界的一大重要变量和发展与和平的动力，而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的变局也会牵动和影响中国。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更强调底线思维与风险意识，正是战略上的未雨绸缪。我认为，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中国要有短期、中期、长期的战略规划和各种应对不确定性的可行方案与实际步骤。

中新社记者：当前，中国在推进共同富裕。请问，共同富裕为何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黄平：经济社会发展不是一跺脚、一夜之间就能达成各项目标的。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赶走殖民者侵略者，废除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另一方面国家面临“一穷二白”的境况，发展的起点很低。经过30年的探索，找到了改革开放这关键一招。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在策略、方法、步骤上形成“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路。

时至今日，中国推进共同富裕至少有三大意义：

第一，推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顺理成章、理所当然、题中应有之义，既是建党、建国的初心，也是改革开放的初衷和目标。1949-1978年这前三十年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很多基础，比如扫盲与基础教育、基本健康与卫生事业、农田水利建设、完整的国民经济工业体系等。迄今，改革开放已有四十多年，我们国家已经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并正在强起来，已具备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条件。

第二，共同富裕不只是体现在经济和收入层面，也要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美育、生态等多方面努力。在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小康之后，就要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现代化。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共同富裕的过程。当前，已有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先做试点，但其他地方如“老少边”(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和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统称)和相对发展滞后的地区也不是“等靠要”，而要通过自身发展、自主发展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公平发展。不同地区虽有不同发展阶段与特点，但都应通过勤奋劳动与创业创新去实现共同富裕。

 

在浙江省玉环市龙溪乡村，公路、稻田、民宅构成一幅新农村美图。中新社发 吴达夫 摄

第三，共同富裕既是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之路，也是法治之路。市场经济的另一面是法治保障，对于偷税漏税、违法乱纪的行为，当然要依法惩处，这不是“劫富济贫”，而是按照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与制度要求的必须作为。企业无论小大还是公私，都必须合法经营，合法纳税。企业家经营要遵从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同时也要遵守社会法律、符合社会公德。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中国是唯一一个要通过社会主义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国家。中国能给世界带来哪些理论创新与制度贡献？同时，如何尽量减少被外部否定的“话语风险”？

黄平：中国自身的发展，为广大既想保持独立、又想追求发展的非西方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参考。中国为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的广大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经验，但也一直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并未将自身经验强加给他国。

然而，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不仅不承认中国的经验，还将之妖魔化。他们从过去的“中国崩溃论”到现在的“中国威胁论”，散布各种对中国的歪曲或抹黑，除了有些是确实不了解，背后也不乏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中国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既是非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国家。对于误解中国的声音，我们应对外增加沟通、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增进文明互鉴。对于有意、恶意污蔑和丑化中国的，特别是那些赤裸裸颠倒黑白的，我们要在把自己的事做好的基础上，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斜，事实胜于雄辩，并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同时，要继续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西方社会普通公众客观理性讲述中国，也相信人们的鉴别力，颠倒黑白之论的破产最终只是时间问题。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全球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即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中国强调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但另一方面，如何优化国际体系以解决全球化的矛盾？

黄平：客观上，全球化还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即跨越原有的国家边界的限制，使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走向更大的市场，更便利地进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各个领域。但另一方面，各个国家的政治，包括“发达国家”的政治，基本上还局限于本地本国事务，大多只关注自身及眼前的事务，这在事实上造成世界层面上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以及世界政治的缺失。

 

航拍上海洋山深水港。 中新社记者 殷立勤 摄

在此背景下，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迄今为止，联合国是唯一在全球层面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国际体系，在二战结束后，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体制性支持。当然，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同时，也要对之进行适应时代的改革。其实，联合国改革的议题已被呼吁多年，也一直在探索。这既要从联合国内部，解决其高官僚化、低效率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加强联合国在解决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

 

 黄平，社会学博士(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91)，现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科大特聘教授、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交流与促进会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著作包括《未完成的叙说》《西部经验》《误导与发展》《我们的时代：现代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合著)《本土全球化》《梦里家国：社会变迁、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家国天下：中国发展道路与全球治理》 等。主编过《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与地球重新签约》《公共性的重建》《中国农民工反贫困》《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CHINA REFLEXTED等，翻译过《现代性的后果》《亚当斯密在北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