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黄平：邓小平承诺的共同富裕正在路上 新四座大山有望解决

文/邓峰

来源/多维，略有编辑和删改

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百年以来，中共这个主张用社会主义救中国发展中国的政党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百年国运，让中国不仅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且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但海外一直有许多声音对中共体制和中国社会主义有比较不同甚至负面的看法。究竟怎么看中共和中国社会主义，在全球传统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深层问题的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为此，我采访了曾任社科院美国所所长、欧洲所所长的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

中共不同于西方政党

问：老师好，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共，一个是社会主义。我们先来探讨中共。因为有太多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色彩，中共和现在以选举为主要导向的西方政党有很大不同。但也正是这种不同，让海外不少人难以理解和认同，甚至会产生比较负面的认知。在你看来，和西方政党对比，中共究竟有何不同？中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政党？

黄平：中共建党已经100年，100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欧洲近代民主革命以来就产生了政党，与一些更老的西方政党比，中共还是一个年轻的党，但是100年，就是整整一个世纪了，所以又可以称作一个老党，而且，中共也是一个大党，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党，也是最大的执政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晚清以后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尝试过很多道路，不论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还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没成功。苏俄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一批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列的知识分子、爱国青年、革命人士，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下创立了中共。可以说中共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内忧外患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应运而生的党。100年走下来，就会发现，中共绝不止是一个舶来品，它虽然在初期的确受到共产国际、苏联的影响，但后来不断适应中国现实，不断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再照抄照搬苏联，而走上了实事求是之路，也越来越和中国历史、文化、文明内在地紧密关联。这样一个内在化、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Marxism）中国化的党，虽然也叫党，但早已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狭义的政党。

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更多地是代表某个特殊群体或阶层的的利益，有着特殊的诉求，主要是因应其制度环境下的政治需要。中共的情况却非常不同，它自一开始就要去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救亡图存到救国救民，从唤起工农到反帝反封建，其名字叫共产党，背后依托的是广大的农村、农民，首先要解决的是土地和农民问题。其次，在当时复杂残酷的白色恐怖或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保持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从1921年中共建党到1949年建国，历经了28年的艰苦磨练和战争考验，形成了一支高度组织化、千锤百炼的队伍，虽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留下来的都是精华，是“种子”。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共干部大多脱下军装，成为新社会的管理者，经过数十年的历练，其组织、协调、管理和服务的能力不是西方很多人所能想象的。

再者，中共的代表性非常广泛，它不是一个狭隘的社团、党团和党派，不是仅仅代表某一部分人的狭隘利益。这次七一讲话把这个讲得更透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救亡图存到革命建国，“中国人民站起来”，再到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和日益强起来，中共的施政目标一直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墨守成规，更不是照抄照搬。因此，也可以说，中共一开始虽似有舶来品的一面，但它不同于西方政党，具有如此广泛的代表性，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

问：可否理解为，你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的政党，或者说是一个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说的追求公意的党，而非像许多人批评的西方代表众意的党？

黄平：甚至比卢梭讲的追求公意更具有整体性、全局性、长远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实际上是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治国理念，既“铁肩担道义”，又“天下为公”。为了确保代表最广大的人民根本利益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共总是持续不断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开展党内学习和整风，包括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学习和批评不是西方那种权力斗争，更不是个人之争，而是为了防止和反对那些忘记为了人民、代表人民、忘记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批评和斗争。

中共有望创造一个新的政党范式

问：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认为中共是有可能在现有的政党理论之外，创造一个新的政党理论或范式？

黄平：不是有可能，而是正在创造。在实践上，100年走下来，中共已经和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理政中最基本的大道理念衔接贯通、继承发扬起来。在实践中这条路中共已经走通走顺了，下一步首先是怎么再提炼、再升华，把它讲深、说透、阐明，而且，这个“通”是大道通天的那个通，而不是修辞学或形容词意义上的通。其次，这个“通”不仅是自己通、党内通，人民群众也要通，广大青年也要通。再次是怎么获得外界更多更高的认可，这就涉及到国际传播、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问题，怎样让中共的理论体系能说服各国各地更多人的客观认识与理性理解。最后是新型政党范式和理论，只有在客观看待中共及其历史作用的基础上，才会理解它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理论上已经和正在走出一个新的范式，创立一种新理论。

问：你其实反驳了许多西方人的观点，即中共早晚会变成他们想象的那种政党。

黄平：西方许多人的这个观点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想象或幻想，他们老是在幻想中共迟早会和他们政党一样。但事实上，西方很多人实在是对中国和中共太无知，背后是太多的傲慢、偏见和意识形态，例如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中国早晚要向他们学习和靠拢。这种想象今天已经有越来越浓厚的自我安慰或自我麻醉成分，结果是让自己的认知和心灵越来越封闭，看不到现实的复杂性和世界的多样性，也看不到别的制度和文化所具有的长处与生命力。

中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后组织化形态

问：你刚才谈到中共是在近代那种救亡图存残酷环境下千锤百炼的精华，这个说法值得继续探讨。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新儒家学者齐义虎撰文《中共第二个百年的三大任务》写道：“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政党，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遗产，是从晚清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升级优化的产物，是1840年以来中国几代志士仁人在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探索努力中大浪淘沙之后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遗产，是在不断的历史试错和残酷的党派斗争中淬炼凝结的政治精华，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支高度组织化的领导力量。”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之历代先烈的最终完成者，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集大成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后组织化形态。

黄平：这就是指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既传承也创新，甚至也不仅仅是这100年。一方面中共当然是成立至今正好100年，是百年以来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中的佼佼者，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不断继承和弘扬几千年的治国理政的传统，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其理念和实践很多都可以一路追溯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去，并不断弘扬其历史与文化的传统。所以，中共既是晚清以来历代先烈救亡图存事业的完成者和近代以来革命的集大成者，也是几千年来优秀文化与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也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它不仅没有特殊的狭隘利益，也代表了更长的优秀文化和政治传统。

问：列宁（Lenin）曾经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在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和社会大众可能是落后的，要等待无产阶级的自发觉醒根本没有出路，所以应该由具备先进意识和能力的先锋队来领导，通过先锋队来带动无产阶级、社会大众。

黄平：列宁的确论述过，单纯靠工人的自发运动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工团主义或者工会主义。所以，即使在西欧或俄国，工人运动也是是需要先进分子的带动和推动，而中国的近代以来直至1949年站起来，革命过程还主要是靠农民，要首先解决的也是土地问题，但它所走出来的道路又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农民起义，更是要经过先进分子或先锋队的发动和带领、启发。这个过程中，当然也一直不可避免地需要先进分子们不断深入实际和走进基层，不断向工农学习，并从广大工农中获得养料和启发，否则，“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中共何以避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问：应该说，若站在鸦片战争以来多数中国人梦想的国家主权独立、国家富强来说，中共百年带给中国的改变，的确是非常成功。曾经的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列强殖民，彻底成为历史。中国的主权独立和统一，通过革命方式得到非常有力的实现。中共建政后的国家发展进步，从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改革、全民扫盲、公共卫生建设，到深刻改变国运的改革开放，中国得以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从百年前中国人的认知来看，今天中国距离富强目标从未如此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锋队的说法是成功的，但其实还存在一个问题，中共的先进性能持续多久？中共成立之初，多为怀着满腔热忱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有超乎寻常的抱负和情怀，故他们大体上能长时间保持年轻时的热血，比较能够经受住考验。但古人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对于中共来说，在老一辈渐渐离去后，新生代怎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

黄平：的确，经过近30年的奋斗而站起来以后，从人民政权建立，到政治建设中的继承与创新，包括至今一直起着支撑作用的党（中共）的领导核心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协商与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还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选举、在港澳实施的“一国两制”，等等，到整个社会建设中的各个方面，例如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改革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全民扫盲与基础教育、社会的公共卫生建设，以及举世公认的深刻改变国运的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创新和开拓，使得中国得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保持最高的发展速度、实现了最大规模的脱贫、最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城乡、工农、代际等方面），这些都已经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的事实。如果没有具有先进性的党和它所一直起着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些都根本是无法想象的。

说到先进性，我想起当年《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所唱的“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当时的抗大或者说延安，正是集合了大量来自中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爱国青年、知识青年，他们为了理想，奔赴边区。

如果再往前追溯，毛泽东作为青年学生时说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年轻的周恩来也写过“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今年的七一晚会表演中再现了青年毛泽东的那番豪言壮语。当时这样的人很多，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后来又经过大浪淘沙，牺牲了无数如陈延年陈乔年这样的先烈，但幸存下来走到延安、走到新中国建立并领导了后来的发展与改革。

当然，就像有的人不断问到的，最重要就是如何保持先进性。中共在历史上经过艰难探索、各种曲折，后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其最重要的内核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并且，也在战争年代形成了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认为，坚持这三大内核、弘扬这三大作风，就为保持先进性提供了理论和作风方面的基础。另外，中共在战争年代还有“三大法宝”，其中，除了那个年代强调的武装斗争外，就包括了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前者至今也是广泛联系和团结各界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后者更是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政治保障。所谓党的建设，既有这些年很突出的政治建设与组织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也有中共一贯坚持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不论是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还是理论学习、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都是为了党员和干部队伍群体的净化和优化。中共怎么持续保持先进性是一个非常要害的现实问题，也是真正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负责任的关键命题，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如此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否则如果仅仅靠党员数量和党的历史长度，还并不足以证明今天的正当性和今后的先进性。

中共最高层一直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1949年还没进京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因此谆谆教导：“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后，中共曾尝试过很多办法。进入改革开放，一方面要坚持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在改革之初陈云就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抓党风的好转，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说得通俗点，由于中共进城后成为了执政者，既不再用提着脑袋随时可能牺牲，又有了权力，迎合的人也就来了，提出申请要进来的人就不完全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甚至不排除有的人是为了名为了利，甚至为了升官发财。即使一开始很多也还是为了人民和民族，但做官时间长了，久而久之，一些干部可能就会脱离基层、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这和革命年代很不同，革命时期是生与死的考验，是血与火的考验，没有信念的人早就溜了，那时党员、干部、军队与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但执政后就不一样了。

何况，中共也总不能靠吃老本，不能仅靠讲革命故事和光荣传统来建立和确保正当性，而必须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如何治理社会与服务人民，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还需要不断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当然，革命故事和光荣传统也可以讲应该讲必须讲，讲得好不止是让人听的时候很激动，也能教育后代和青少年。但毕竟过去不代表当下，更不代表未来，有个说法，“过去伟大，不等于今天伟大，今天伟大，不等于今后伟大”。所以，是否和如何能够永葆先进性，的确是一个真问题。

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时，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说过，资本主义世界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孩子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当时说的把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当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此非常警惕，并表示一定要让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破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今天中共一再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再强调在进入第二个百年的进程中还要继续保证党的先进性，这也是新时代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意识。

几代领导人都讲过忧患意识、底线意识和危机意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具体怎么办？除了刚才谈到的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继续保持三大作风，做到那“两个务必”，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一定要对外部世界和未来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一定是开放、包容的，而不是固步自封，把自己封死。仅仅沉浸在过往的胜利和成就之中，生命力反而会走衰，但如果不断学习，不断检讨，不断吸收新事物，路就会越走越宽，越走越通。这也是中共过去不断成功的一个“秘密”，它一直在不断学习和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随时都在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中共有一个优点，它除了每次党代会的正式工作报告之外，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工作会议、研讨会议、座谈会议，天天都在自我检讨，自我改进，自我学习。不论是政治局会议国务院会议，还是大量的或者报道或者没有报道的工作会议，都是在找差距，以改进工作。毫不夸张地说，每个月每周甚至每天的各种会，都是在研究，在讨论，在修改、调整和完善各种政策和做法。所以，中共也真的是一个学习型的党。这也是共产党的生命力源泉之一，如果没有这些自我完善和自我改进，那肯定会僵化，落后于时代。

至于可持续性，只要中国一方面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一方面把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个持续性还会在过去40年-70年-100年的基础上更加彰显。对此，我自己一贯的说法是：任何一个事物，如果它所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广、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至少很可能，它所具有的普遍性就越强，因而持续性就越长。如果这个“命题”成立或基本成立，那么，真可以说，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笑。退一步说，如果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具有可持续性、其制度没有优势，那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又成天战略忧虑个啥呢，又何必把中国列为头号“系统性威胁”呢？

问：你的上述说法，也许解释了中共的一个说法，即中共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黄平：这个本质特征的背后，首先是因为它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和整个国家与民族最长远的利益，而不去追求不同于人民利益的其他特殊利益。其次是它不断保持开放和学习，对新事物、新技术、新方法，都保持虚心学习的心态，不断吸纳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方面的新知识。再次，因此，也必然地，是它不仅不断与时俱进，愿意且能够不断主动改进。

问：我有一个想法。中国自从秦汉建立郡县制基础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一个相对精英的官僚集团，主要是由士大夫阶层和吏构成。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产生于近代革命，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一个朝代，中共所主导的干部体制其实就是一个新型官僚集团。只不过与古代的官僚集团不同的是，中共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结构设计，混合了传统中国治国理念、制度设计和列宁主义（Leninism）政党的组织方法、社会主义理念。正因这样，简单套用某种理论难以解释清楚中共。

黄平：或者，更准确地说，今天的中共在坚持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又继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这个当然是进行时，但是能做到“两个结合”，即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社会主义的原理既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确是开创着一个新时代、新纪元。

马克思的批判依然有效

问：回看社会主义从最初的乌托邦空想，到马克思（Karl Marx）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到列宁打破马克思的设想，率先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逐渐和计划经济绑定，再到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成为许多人眼中落后、贫穷的代称，再到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中国得已走上高速发展之路，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被称作资本主义的西方，反倒自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二战后以来日益重视平权、劳工福利、社会保障。像北欧被称作民主社会主义。1978年时一位官员在访问英国前，本以为在伦敦会看到马克思所描述的剥削和贫民窟，结果到访后却发现，自己的工资仅仅是伦敦一个垃圾收集工的六分之一。据说，他访问时感慨道：“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面对这样的事实，你认为马克思当年的观点过时了不？西方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吗？

黄平：这个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来看。第一，也是被长期忽略的因素是，当时中国的考察毕竟是短期考察，虽看到了中西发展的差距，但对于战后西方的认知还是相对有限。那时候不止是领导外访，在此之前我们也有乒乓球代表团和体育代表团、艺术代表团出访西欧各国和日本，以及当时新华社发回国内的消息，都与战前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有了很大不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但要看到的是，当时西欧、北欧等呈现的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方面的情况，既与生产力发展与科技进步有关，更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密切相关，其中也包括受到苏联尤其是中国工人农民翻身的刺激和启发，导致欧洲社会内部发生了上述具有左翼倾向的各类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也迫使欧洲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做出改变。即使是当时的美国，也受到由于越南战争而引发的反战运动，和1960年代的黑人运动、妇女运动等的影响。

第二，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客观过程。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科技的发展，城市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也得到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雨果（Victor Hugo）《悲惨世界》描写的那种遍地乞丐，到处都是犯罪的情况自然也得到改变。

第三，二战后欧洲、美国自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新政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以后，西方和美国也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描写过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了很大改变，法国也已经明显不同于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笔下的法国，也不同于当年周恩来、邓小平等赴法勤工俭学时的状况。这当然不是资本家们发了善心改变了谋利的本性，而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早年那个最为充满血与火，最残酷，“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的原始积累阶段，已经过渡、发展为一个战后的资本主义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在经历那么多的危机之后，其间又是大萧条、又是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得不反省和调整，这才有了福利主义加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通过二次分配等部分地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那种赤裸裸的生产方式，确实使得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欧北欧发生了很多变化，哪怕后来又有新自由主义的倒退和“往回走”。

第四，我们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也有一个时间上的错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所看到的欧美发达景象直接地是战后福利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当时正好在台上的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或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但在时间上，撒切尔恰恰是1979年上任，里根是1980年当选（1981年初上任），这正好是我们正式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初期，让不少人还误以为那时候欧美看到的西方的现状是撒切尔里根带来的，甚至也由此产生对于新自由主义的迷思。

第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资本主义这一轮的全球化，把大量的残酷的生产、破坏环境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了，所以可以看到欧美到处都是蓝天白云，鲜花遍地，空气清新，环境漂亮，但最残酷的一面，包括破坏环境生态、造成贫富悬殊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基地基本都在国内，只是去外面低价进口原材料，并向外高价出售商品，但后来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在追求更低成本、更高利润的利益驱动下，大量工厂向外迁移，哪里土地、劳动便宜，哪里利润回报快、利润高，资本就流向哪里。这样，污染企业就转移出去了，很残酷的血汗工厂就转移出去了，直接在西欧北欧等看到的当然都是蓝天白云，鲜花遍地，小鸟歌唱，松鼠跳跃。

但从全世界眼光来看，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资本追求超额利润的逻辑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因为资本无国界，甚至还变得愈演愈烈。就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可以随处看到的，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惨不忍睹，这样的状况，从根本上来说，正是从西方资本向外转移、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不平等关系带来的。现在西方国家一些人老是讲人权，讲保护小动物、弱势群体，并拿这些来指责发展中国家。客观地说，他们中有的人的泪水未必都是虚假的，但他们许多人讲人权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何不食肉糜”。第三世界的曲折、苦难和希望，他们真的看不到也不理解，甚至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视野里，更不会去反思究竟是为什么。

问：所以，按照老师你的分析，其实今天西方世界依然还是奉行资本主义的逻辑，本质并未变。

黄平：今天的西方世界起主导作用的依然还是资本逻辑，整个社会不仅是资本主导，冷战结束后超大的跨国企业对市场、资源、信息等的垄断还更甚了，连西方世界自身的贫富悬殊、整个世界的南北差距，也都更甚了（幸好统计里还把中国放在南部世界的，否则这个世界的南北差距更无法直视！）。这种情况下，空讲一些华丽辞藻，例如自由、民主、人权，对西方世界自己也越来越虚伪，更不用说老是拿它们当外交和政治的工具，去无端指责和打压别的国家和地区。这在美国的“黑命贵”过程中，还有在整个防疫抗疫中，就显得尤其明显。

社会主义已经深深内嵌于中国

问：那你怎么看中国社会主义？

黄平：回到中国，百年以来，不论是李大钊、毛泽东他们那代共产党人找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还是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找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其实已经在事实上与中国紧密捆绑在一起，今天，讲中国如果不讲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如果不讲中国，都已经讲不通了。第一，社会主义在理念层面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也是对人民对民族庄严的庄严承诺，它是一面旗帜，这个旗帜是不能丢的，一旦丢了，资本霸权、贫富悬殊、黄赌毒、贪污腐败甚至国家分裂都会变得名正言顺。中共十八大后抓反贪反腐，揪出来的贪官污吏之所以没有一个在贪腐时敢公开拿到台面上，恰恰就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政权，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最基本的社会主义承诺是衡量是非好坏的旗帜。

第二，在实践层面，今天中国社会主义还在进行时，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结合，还在发展之中，所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还在不断完善、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新的情况，新的挑战，新的风险，新的不确定性，都层出不穷，认识它们解决它们都得在不断深化的实践中，靠不断发展的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简单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论述，也没有照搬苏联的模式，更不能按照北欧式的“社会主义”去剪裁。近代以来中国的实践和道路，之所以越来越成功，越来越畅通，都是由于不是用教条化的“本本主义”搞出来的。虽然照抄也许最简单最省事，但绝对行不通，或者一定会带来曲折和甚至灾难。

第三，在事实层面，社会主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套思想体系，一种理想信念，还包括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一整套的社会政策、组织安排和治理模式，和几十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开展建设实现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实践模式，既是社会主义的实践，也是中国的实践，这里面的道路、制度、经验、成就，已经与亿万中国人的生产、生活、交往和思维密不可分，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人们的血脉和骨子里，这是亿万人民艰苦实践和不懈追求的结果，也是亿万人民自己的选择的结果。

问：所以说，你是反对外界一些批评说法，比如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黄平：这些说法唯一的“用处”就是提醒我们防止中国社会主义变形变质，不论说者的用意是什么。客观地说，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最有可能为人类走出资本主义带来思想启发和实践经验的社会主义。而这个社会主义要坚持走下去就必须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国家的基本安全，否则社会主义最多就是书斋里的谈资或只在二次分配里做点文章的“公共政策”而已。而确保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基本制度安全，与什么“垄断”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

邓小平曾明确提到中国一定要防止两极分化

问：近年来，中国高层开始重提邓小平当年说的共同富裕，像浙江还被作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示范区。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现在中国重提共同富裕，是否出于这样的考虑？这是否意味着今后或者说在2035年之前，中国会在推进共同富裕上有实质性进展？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新四座大山”会被推翻？

黄平：当年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对世界形势有一个重要判断，即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是为了解决东西方冷战问题，发展是为了解决世界南北差距问题。具体到当时的中国，小平同志有两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时他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前，整个国家一方面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人民基本健康与基础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与进步，但另一方面还是“人口多，底子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仍很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人民生活水平也很低。所以小平同志通过“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来打破当时认识上一些误区，策略和具体做法上则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但即使如此，小平同志也明确提到一定要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在他看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只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和必然的过程。所以小平同志还明确讲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随着改革开放40年以来带来的国家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基础上，中共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不忘初心，并开始具体探索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问：按照刚才你的分析，我们可不可以对中国未来做一个预测，如果说前40年中国重心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那么现在的重心要趋向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

黄平：过去40年中国也从来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和底线，在追求发展过程中，防止两极分化的工作一直在做，不论是大规模扶贫、实行西部大开发，还是各种惠农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还有建立广覆盖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等等，其实一直在坚持社会主义底线并推进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价值。现在因为中国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小康，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故重心更强调共同富裕，中共也更重视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问：那是不是说，中国社会普遍诟病的新四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问题有解决希望？

黄平：解决了绝对贫困就接着要解决相对贫困，解决相对贫困就必须解决你说的“新四座大山”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连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爱国青年都可能没后劲了。本来广大青年都是热血爱国者，也都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而奋斗，但如果若他们被困于这类“新四座大山”，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够及时不够稳妥，那既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发展和进步，也会阻碍整个从第一个百年走向第二个百年的进程，所以，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中国社会主义在新阶段用新理念走出发展新格局的应有之意。

今天世界面临资本全球化和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秩序的基本矛盾

问：许多人都观察到，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正面临严峻问题，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南北鸿沟，消费主义，金钱至上，单向度的人，人的异化，破坏环境，竭泽而渔。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走到某个历史节点，需要新的道路或者改革来重新寻找出路。但今天世界存在一个基本矛盾，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无国界与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秩序已产生政经脱离的矛盾。

黄平：全球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即经济和政治的分离，经济越来越全球化，但政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严重相不协调。各个国家，西方国家甚至更明显，政客政党们讨论争论都集中于自己国内或地方上的问题与难题，世界性问题、国际性问题、全球性问题，要么不予关注，要么不得要领。战后和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还是过去那一套，没有看到世界已经处于百年未见的大变局中，原有的国际格局变了，国际关系在重组，国际体系在重建，国际规则在重写，国际秩序在重构。完全按西方国家的利益和需求而由西方强国强推的“秩序”已经越来越不灵，更不用说过去几百年来事实上的丛林规则和零和游戏根本不是人类的出路。

我们在坚持自己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一直倡导国际上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并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要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要么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要么只承认和坚持自己原来那一套东西，还美其名曰“基于规则的秩序”，其实就是基于他们所制定的规则的“秩序”，而这里恰恰没有对于大资本和垄断的跨国资本的规制，也没有对于强国霸权行径的限制。

问：是的，没法有效监管资本，资本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已经构成基本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未来的出路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类似于世界政府的存在？

黄平：首先需要新的全球性的世界政治，全球性的世界经济必须要有世界政治相匹配，而不能政治只是地方性的，或者局限在一个一个的“国家”范围内。联合国当然是世界性的，但是还远没有发挥出它本来可以有的更大的作用。欧盟也是一个区域性组织，现在也有非盟、拉盟、东盟等，之所以出现这些区域组织，也是因为单个的西方式民族-国家已经不足以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严格的说，如果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话，那么随着今天的经济（资本投资、商业贸易等等)越来越以全球为它的流动范围和活动空间，那么政治也必须是世界性的政治。

至于世界性的政治怎样开展，还是首先是联合国及其地位、作用，其次才是区域性组织与合作框架，并进而达成全球基本共识与起码的合作，但是不能只是例如七国集团那样的小圈子，更不是退缩回自己的孤立主义状态，孤立主义无法应对全球化的各种挑战、风险、危机与不确定性的。其次，今天的信息、科技日益全球化，甚至瞬间扩散、平行传播，而不再仅限于西方国家或过去的发达地区，这也是打破经济世界化政治地方化的一个可能的路径，虽然信息化也带来新的不确定。至于世界政府，可能还为时过早，世界性的政治也还在酝酿之中，但只是过去的国际关系，已经不足以处理世界性问题和难题了，所以也必须要建构新的国际关系，方向是朝着命运共同体去，而不是堕入或堕回强者为王赢者通吃的丛林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