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重塑世界秩序观
杨光斌 重塑世界秩序观
世界秩序是支配性国家反复的行为模式所塑造的看不见的深层结构和看得见的国际制度。两次世界大战爆发意味着，1945年前世界秩序的最深层逻辑就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则被套上意识形态的外衣从而更具有迷惑性，因而有人以为自由民主就是“历史的终结”。但是，特朗普政府乃至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再现了既有世界秩序的本来面目——强权和不平等，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还是本性难改的“自由帝国秩序”。近年来，中国以自身的发展来改变着世界，世界秩序正处于大变革之中，但国内不少人的世界秩序观似乎依然停留在西方中心主义（以美国为中心）那里。观念总是滞后于时代。
一种“原罪式”的世界秩序观
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断崖式下滑过程中，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就在很多人那里展现出来了。中美贸易战伊始，一部分舆论捶胸顿足，原罪式自责，并指摘中国搞坏了中美关系。当中兴公司被美国制裁时，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中兴公司“不合规”而罪有应得，直到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女士被非法拘禁，似乎才有所醒悟。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还表现在，一部分舆论甚至比美国人还关注美国政治，真是把美国的事当成自己的家务事了。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和专家当然要密切跟踪动态，但某些舆论过于关注、热衷于此就不是常态了。这种舆论现象表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必然把中国的发展利益寄希望于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
美国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无需赘言。但是，在认识和判断外部环境对于中国前途的影响问题上，采取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这是一个网络化信息化的全球政治时代，政治思潮是一种国内政治和外部政治同步化的催化剂，国内舆论所传递的思潮会直接影响政策端，国内政治因而受到直接影响。因此，必须检讨我们的世界秩序观。
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积贫积弱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改革开放的对象主要是西方国家，曾几何时，我们被西方的富强压得喘不过气来，自信无从谈起，“中心地带”自然被视为“灯塔”。更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深受西方影响，很多人的思维方式被改造了，以至于习惯以西方教科书的思路去看待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形成了严重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思维定势。比如，在世界观上，真正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却被视为特殊存在，而其实是特殊存在的西方却被视为具有普遍性，自由主义民主被视为“普世价值”，“特殊性”的中国必然要被“普遍性”的西方所吸纳，甚至被消解。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奉行的“在接触中改变”的对华战略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价值观上，本来最具包容性世界性的中国文明被认为是落后的，一元论的排他性的西方文明却被认为是先进的。在道德观上，落后是原罪，中国的一举一动都是错的，外交部发言人的几句硬话就被冠以“战狼外交”；先进的西方代表政治正确，是“人类灯塔”，对其欺行霸市的恶霸行为视而不见。对中美关系下滑深感“原罪式自责”的舆论，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充分呈现。
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秩序
然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上的行为，践踏了其一贯倡导的所谓“自由市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原则，再一次展现支配性国家的帝国主义逻辑，深深地教育了国人。人们不得不换一种思维方式看世界，看更加真实、复杂的“新美国”，美国并非西方中心主义镜像下呈现的那么公正、那么友好。更重要的是，几年的贸易战打下来，中国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脆弱，美国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这说明，国家实力是“战争”检验出来的，而不是学术能研究出来的。重新审视美国、审视中国在经济战中的不俗表现，给了中国人平视世界、平视美国的机会，这应该对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有重大冲击甚至转型作用。其实，回顾历史，无论是古代史、近代史还是现当代史，中国之于世界秩序的作用历来都是关键性的。
汉代就系统地形成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塑造了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持续了2000年的东亚秩序。到了近代，奥斯曼帝国解体了，但经历西方列强反复冲击和内乱的中国依然能维持大一统而不分裂，这个事实宣示了“文明型国家”的世界秩序意义——中国很难被帝国主义逻辑改变。
在现当代，广土众民的中国必然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世界秩序：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东亚秩序的改变，同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撕裂了17世纪以来西方建构的自由帝国主义秩序，社会主义阵营让世界变得更平等些；1979年中美建交，刺激了苏联，中苏（俄）关系颠倒过来。可见，即使是物质上贫穷的中国，也有能力以自己的变化来改变世界秩序。更不能忽视的是，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以自己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甚至动摇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冷战后的头 20年，美国霸权可谓“一枝独秀”，风光无限。但仅仅在20年后，美国人开始谈“中美国”“中美共治”。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中国是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第二，大一统国家观保障了中国作为“世界”的完整性，哪怕中国处于世界秩序的边缘地带时期；第三，组织起来（站起来）的中国有能力改变世界秩序的天平；第四，富起来的中国已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中国发展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840年即西欧已经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际，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工业GDP占比各一半，1980年西方占比居然高达90%，但到了2020年又回到1840年的比例，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占半壁江山。这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因全球新冠疫情，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还在发展。
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脉络上，西方国家基本上是靠贸易立国，世界市场份额和外部资源汲取具有国内政治意义。西方“党争民主”政治事实上是资源分配性政治，必然靠汲取外部资源而满足国内需求，这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化解国内矛盾的基本方法。即便如此，依然矛盾激化，很多人因此移民到新大陆和大洋洲。但是，时至今日，结构完全变了，西方国家的市场份额收缩了，移民是反向的，并因此出现欧洲“难民危机”和美国的“国民性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有能力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对既定强权的不平等世界秩序的一种校正。中国因自己的发展而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已经成为完善既定秩序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长周期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以新的世界秩序观去看待世界秩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因此，中国人实在没有必要对美国的言行那么敏感，甚至紧张，一个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能把一个有着5000多年历史文明未曾中断的中国怎么样呢？历史上的大国基本上都是乱于己而式微，中国只要自己不出乱子，外部因素对中国的作用很小。正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是很自然的事，这决非妄自尊大，只不过是“找回”而已。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21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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