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奴辩证法到师生辩证法：世界历史的“列宁时刻”与“毛泽东时刻”

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
本文选自《天下为公》第一章。

颠倒的主奴辩证法：
俄苏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与局限

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传统，还是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均深受这两支传统的影响（指社会主义道体在西方文明所植根的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正是在东正教这一最强烈地保留着信众对于宗教领袖之虔信遵从的宗教组织形态启发下，列宁主义式政党被创建起来：它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钢铁一样的纪律始终是列宁主义政党最重要的形式特征）和高度的组织动员效能，它将东正教基于传教原则的基层教众-基层教会（以主教为核心）-各级高层教会（以高级主教、都主教、大主教为核心）-最高教会（以牧首为核心）的教会组织架构创造性地转化为基于党建原则的基层群众-基层党组织-各级党组织-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党组织架构，进而形成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
 
从这一传统出发，还隐含着党的中央委员会服从党的最高领袖的意味。
 
当这种列宁主义式政党保持革命理想的时候，它可以非常迅速地发展壮大：党的任何一个基层组织，以类似于基层教会通过传教发展信众的方式争取群众，党员“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又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党员类似宗教圣徒般的深谋远虑、坚定信仰、高尚品质、为理想抛头颅撒热血的献身精神、不惜牺牲自己拯救人民的热诚意志，能够帮助党在群众中很快获得广泛的认同、信任与追随。
 
俄国共产党（及其前身社会民主党）曾与民粹主义有过持久的斗争，列宁著作中有大量的与民粹派进行论辩的内容。相对于民粹派秉持的对于人民无条件服从、以人民为师的自然主义立场，列宁极深刻地指出，人民自身无法作为一个有力量的整体对抗腐朽的制度，它需要由一个更强大的、更有组织的政党来加以领导。针对当时盛行的将经济斗争作为工人运动核心工作的“经济主义”倾向，列宁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论断：“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2，而从外部来灌输这种阶级意识的只能是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列宁主义式政党，通过这样的阶级意识灌输过程，党“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3。借助于党从外部将阶级意识赋予群众，无产阶级革命得以可能。
 
这一理论最核心的要义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所依靠的根本不是尚处于“自发”状态的无产阶级，而在于由“自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阶级从外部灌输-赋予其阶级意识，领导其进行革命。这一理论极高明地捕捉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存在与阶级意识的可分离性，从而根本上回应-解决了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与地区是否可以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和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正是伴随着列宁这一伟大的理论发现与相应的建党实践，俄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国的新纪元，它的源头可以被命名为“列宁时刻”。

“列宁时刻”包含着最富天才的对于时代精神（Zeitgeist）的把握，对无产阶级政党所孕育的主体性的洞察与弘扬。它使得社会主义实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席卷全世界的现实性。它极大地改造和超越了其所植根的希腊-基督教传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历史-世界文明史的时代。
 
与此同时，在它的核心处也保留着希腊-基督教传统的深刻印迹，这种文明道体内在的印迹也深刻地影响了它后来的命运。
 
即便在列宁主义式党与人民的关系最为紧密融洽的阶段，一种源自东正教、进而源自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根底处的不平等，一直顽固地横亘在二者之间。党和人民的关系始终是单向度的：党是人民的领导者、监督者、教育者，类似东正教会之于民众、牧首之于教徒。对党而言，只有到群众中去使之“提升”，没有“降低”为普通群众的从群众中来的环节；只有党领导人民、监督人民、教育人民，没有党接受人民领导、监督、教育的环节。它对人民的感情，在最高尚无私的意义上，类似于神对凡人的圣爱（agapē），这同样是单向度的。
 
这种单向度的党群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颠倒了的“主奴辩证法”：党作为觉悟了的主人，主动放弃了对于奴隶即群众的统治地位，它拯救了人民，因而成为了人民的依靠和救世主；它从外部灌输-赋予人民做主人的意识，因而比人民更高明更伟大。
 
建立在这种本质上即不平等的党群关系基础上的制度，特需依靠革命理想维系上下的共识。当苏共长期执政地位的形成固化，对外又摆脱了特别严酷的斗争环境，党的革命热忱和革命理想逐渐退却，这种强调单方面的领导、支配、教育关系的制度，演变为缺乏人民主体参与的高度僵化的官僚统治模式。这种模式最终导致苏共的高层被西方和平演变后，党的集体无法有效应对组织自身瓦解的过程，而广大民众对于如此深刻影响自身命运的国家制度-社会结构剧变，自始至终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
 
师生辩证法：
中国社会主义对列宁主义的继承与超越

毛泽东思想对于以党建理论为核心的列宁主义最重要的继承和超越，就在于构建出了一套可以被概括为师生辩证法的党和人民互动的机制，其中既有从群众中又有到群众中去；既有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和建设，也有党接受人民的领导，服从人民的意志；既有党作为人民的老师教育引导群众，又有党作为群众的小学生向群众学习。这两个维度始终结合在一起，构成师生关系的辩证循环：人民在本质上有别于孤立个人的复数形式，就在于能够通过先锋队组织的教育、领导、组织，将自己本具的觉悟充分激发出来，形成坚强的主体性；而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其先进性正在于能将人民本具的觉悟充分地展现出来，通过教育人民而教育自己、通过向人民学习而指导人民学习。人民的主体性需要党的主体性加以激发，而党的主体性通过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得以实现，二者是相互成就的。
 
这种平等与觉悟双运的党与人民的辩证关系，在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一文中有着最深切著明的表述：“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如果说，俄苏列宁主义式政党是以类似于神对凡夫的“圣爱”态度对待人民，那么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那里，这一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就如同从事在智叟式的常人（“理性人”）看来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愚公”，而这一任务实现的关键，就在于要感动人民大众所代表的“上帝”，二者一起努力来实现目标。感动“上帝”，意味着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打动乃至引动神圣而全能的力量，人民大众就是这个“上帝”，意味着人民本身就是此世间一切神圣全能之力量的源泉，坚持下去感动人民所代表的“上帝”，意味着要以共产党的觉悟引发人民的感同身受，激发人民本具的无上觉悟，以此觉悟所转化成就的神圣全能之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将革命进行到底。
 
西方文明的根底即在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的结合，而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奴辩证法是对于这种文明核心特征（或说道体）极深切高明的把握：彼此陌生的双方相遇后展开生死搏斗，胜利者成为主人，失败者成为奴隶，二者通过关照对方发现自我。这种以斗争形成的具有支配-压迫关系的身份认同，构成了主奴关系的核心。这一关系是辩证的，即主奴的身份是在相互斗争中形成、通过相互认同确立、因新的斗争而发生改变的，这其中也包含者支配的一方主动放弃主人身份这种可能。

俄苏共产党的历史与实践，体现的正是主奴辩证法中极高的形式，即接受了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论的知识精英主动放弃主人身份，领导原先作为奴隶的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构造新型社会的新道路。这可以名之为颠倒的主奴辩证法。只是，这种颠倒的主奴关系依然有其相应的痕迹与力用，上下、尊卑、支配-受制、主导-依附这些主奴辩证法中衍生的范畴会继续顽强而深刻地影响新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在中国文明在深处，则遵循着一种根本与之不同的逻辑：师生辩证法，这即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道体意义上的差别。在这种互为师生、教学相长、学习共进的关系中，必然包含对人的本质（乃至作为人之共同体的类本质）的开放理解和超越性追求：即不把人当作某种具有恒常不变特质/属性的抽象体，而始终将人看作是具备高度主观能动性的、以自我实践改造着世界及自身的实践主体。在这种关系中，平等不离觉悟，觉悟终归平等，二者互摄互入，相即相融。
 
颠倒的主奴辩证法之于苏联，使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事务中，都呈现出社会主义理想所本具的平等特质与生活-组织-实践中无处不在的单向度垂直化支配关系的深刻矛盾：就国内而言，一方面是颇为完备的社会互助-保障体系和同志式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高度僵化的官僚等级制度和相应的依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既有出于国际主义理想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筹建组织和初期工作过程中的指导帮助，对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现代工业体系建构更是提供了极宝贵的全面支持（涵盖资金、设备、技术、人员、国际交流等诸多维度），另一方面，特别是针对处在其直接影响下东欧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组织，则习惯性地以领导者（“老子党”）自居，直接干预介入乃至操控决定这些国家与党派的命运，各国共产党之于它，就如同东正教会的各分支之于普世牧首，这其中暴露的主奴辩证法之痕迹，甚至比其国内情况更为突出而恶劣。

体现师生辩证法逻辑的中国，就党的内部关系和党群关系而言，如同毛主席提到的那样，其总原则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列宁主义式政党，同时又是一个高度的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主体性，因而始终处在党和人民的有机互动、彼此互为领导、互为师生之不息循环中的超越苏俄共产党模式的新型政党。
 
这一逻辑同样贯穿于中国对外关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即便极强大了也不会以充任霸主为目标。这一不称霸的立场，不是因力量尚未充备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恰恰是中国道路的本质体现：主奴辩证法意义上支配-主宰关系绝不是中国社会主义所追求者，体现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道体之结合的是师生辩证法，它不但可化为内部党群关系之实际，也可以体现于国际关系中。师生关系的核心，“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生的存在都不是天生、固化、一成不变的；老师是从学生成长起来的，学生未来也可以成为老师，师生二者始终是在比较平等的意义上进行教-学交流的。虽然平等，但师生之间又非无序无规，而是既有阶段性的主导-追随之别又包含超越这种关系之内在期待的有机统一。在初始阶段，作为学生的一方肯定主要需听从富于经验的老师的教导，当其将所学与自我经验有效结合并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时，则可以更平等更自信地与老师交流，并自己也成为教育者。
 
落实在国际关系中，则第一，尊重各国基于其历史与现实形成的道路选择应是长期坚持的原则，不搞传教式的带有强制性、排他性的理念或价值观输出，而是通过榜样垂范的影响和感召形成天下归心之势，所谓“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第二，现在已经有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政要来中国学习经验，未来会有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这一向中国学习的队伍，我们在此过程中，应始终坚持教育与学习相结合的原则，既传授自己所知也学习对方的经验，特别应坚持鼓励他们将在中国所学与其实际结合，形成新鲜的经验与我们共享，共同探索更好的发展路径。禅宗所谓“见与师齐，减师半德”， “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老师真诚地期待学生超越自己而进行教授，这是师生辩证法的真境界所在。

 注：
1.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296页，人民出版社1960。
2.同上，293页，黑体为原文标注。类似的论述还出现在同文的247页：“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3.同上，340-41页，黑体为原文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