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專訪：黃平談香港一國兩制實踐25年

       中評社香港3月11日電（記者　郭至君）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一國兩制”實踐的第二十五周年，日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黃平接受了中評社記者專訪，就此以及香港“人心回歸”等問題闡述了其觀點。黃平表示，過去二十五年，“一國兩制”積累了很多經驗，對香港、對內地都帶來很多益處，我們需要總結盤點，在面對新形勢、新格局時，將第二個二十五年走得更好。

　　黃平表示，過去二十五年確實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也是世界層面上國家制度和治理方面的一個創新，我們從零開始走到現在，已經是一個奇跡。當然，必須看到，今天的香港與二十五年前的香港不一樣了，內地發展得不一樣了，世界也不一樣了，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當然要堅持“一國兩制”之初心，堅持不變樣不走形，因為它既對香港也對內地的發展帶來了促進和推動，同時也還要做一個盤點與總結，怎樣面對內外新形勢新格局提升它，更清楚第二個二十五年怎麼能走得更穩更好，更有利於香港自身的繁榮穩定，也更有利於國家整體的新發展格局和新發展階段，包括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融入國家發展，還要更有利於更全方位的對外開放。

　　黃平說，香港回歸後也確實遇到很多新問題，比如說剛一回歸就遇到了亞洲金融風暴，另外第二屆特區政府就遇到二十三條立法的受阻，後來還有諸如“佔中”等挑戰，從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也遇到怎麼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下解決好土地和住房問題、司法問題、教育和輿論問題，等等，從而使民生與人心回歸能夠提上議事日程並逐步改善或改進。特別是，2019年的修例風波引發了回歸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對一國兩制”的挑戰，這背後除了內外敵對勢力興風作浪趁勢反中亂港外，也隱藏著各種尚未處理好的矛盾。

　　“一國兩制”下確保繁榮穩定，這其中，如何確保“一國”前提、愛國者治港原則，如何確保國家的主權安全、中央的權威不容挑戰、確保中央的全面管制權得到落實，都是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提出又不斷加以完善的重大課題。在良政善治方面，在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方面和青年人的前途發展方面，特區確實還有很多工作要跟上，甚至要開始，而不是1997年一回歸，這些問題就自然解決了，或者就不存在了。在治理方面，還需要有大量的具體工作落實，包括各個行業各個部門之間各個團體之間的合作、平衡、協調、配合。再有，香港的位置確實具有特殊性，它曾經是西方體系中的一部分，後來又成為“亞洲四小龍”中的一部分，回歸以後它就越來越面臨怎麼融入祖國發展大局並為祖國發展大局做貢獻的問題。

　　“中國已經改革開放40多年、建國70多年、建黨100年了。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正在強起來，實際上給整個世界經濟格局、經濟權重和經濟版圖都帶來了巨大變化，面對這種情況，香港需要再認識、再定位、再出發，找到自己準確的發展方略和治理方略。香港下一步應該怎麼走？當下是防疫抗疫這一場仗，一定要打下來、打贏打勝，控制住疫情並爭取盡快恢復正常，也包括與內地的通關，下一步是抓好經濟民生，在此基礎上要下大力氣抓好人心回歸，這不僅是教育和輿論的問題，而是全社會的問題。當然，首先是底線紅線，沒有國家和香港的政治安全和法律保障，就談不上繁榮穩定，也談不上人心回歸。”黃平指出。

　　另一方面，黃平也提到，香港回歸畢竟才25年，相對於整個歷史長河來說還是很短的一個時間段，即使從中國近代史的視角，也是很短的，五十年也才走完一半，但是經驗已經更成熟，也更認識到很多問題的結症，更知道怎麼去妥善解決它們。應該在前面25年的經驗成就基礎上，好好總結、盤點。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經由習主席親自部署，國家也已經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寫進十四五規劃，究竟怎麼在香港落地、實現、見效？最關鍵的一個方面是良政善治，除了政府層面的治理，還有社會層面的治理，雖然香港過去也有很多可以說是不錯的制度設計和做法，但它確實需要既實事求是，也與時俱進，不能靠吃老本，更不能靠對回歸前的體制和做法的“留戀”。

　　回歸本來就是主權和治權的全面回歸，何況國家整體這幾十年發展變化如此的巨大，整個時代也已經是高度信息化、多元化的，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在改變，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看法也在改變，有一些人所謂的“留戀”除了有心理無意識和慣性，也有本著政治站位和利益捆綁的逆時俱退，對此要不被迷惑，不能被牽著走，更不能離開一國前提、離開“一國兩制”去片面強調所謂的香港的特殊性，否則連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也成了無源之水，香港的獨特優勢成了無本之木，甚至就會走歪走偏，無法保證“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

　　關於香港“人心回歸”的問題，黃平表示，第一，這個問題非一日之寒，到了非著手解決不可的地步，雖然也急不來，“欲速則不達”，因為香港曾經被英國殖民統治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也沒真正地開展去殖民化的工作，積攢下不少深層次問題，回歸後幾次大的衝擊無非是其集中表現。第二，香港的政治文化生態長期認同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這映射到教育、輿論和文化等諸多方面，背後是價值和認同問題，絕不是香港一回歸戀殖、崇洋這樣多年積累下來的沉澱就能自然地消失那麼簡單，而是需要要一點一點、認認真真地做去殖民化的工作，而且要長期細致耕耘，絕非朝夕之功所能奏效。第三，不只是青年一代，香老年人並不是就都不存在國家認同的問題，有的人經歷多、有比較，也有的知道要擁護“一國兩制”，要維護中央和國家的權威，但是在文化和心理層面，有的人哪怕是無意識地，仍以英美或歐美文化為坐標為尺度，這樣呢，上一代人影響下一代人，精英影響民眾，所以，也不能只看到青年人的國家認同為什麼這麼弱，不能就事論事，而是要追本溯源，看清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這樣才能對症下藥。而且，這裡除了對重症有時候得用重藥外，也需要溫補和調養跟進。第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題中應有地包括文化的復興，文化自信中也有對自己漫長而悠久的歷史的認知和認同，對此，既要有戰略定力也要有戰略耐心，還要看到香港地方文化的特色，該保留的保留，該弘揚的弘揚，該創新的創新，它也應是中國主體文化大脈絡中的一支一脈，而且，中華文化的復興，還包括中外文明的互學互補互鑒，最後走向美美與共，其中香港的文化特色一定不僅被保留，也會在文化認同與文明互鑒中得到發揚光大。

　　談到今年準備提交的提案重點內容，黃平表示，他有幾個初步的想法，還在思考中，一個是大灣區合作怎麼落地見效，二是香港怎麼參與到講好中國故事中來，其中在也包括在港如何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三是既做好防疫抗疫，也怎樣逐步恢復正常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和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