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 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

世界政治研究，笔者最初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转型与升级，现在又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曾提出了关于世界政治的一系列经典命题，比如在革命时期提出了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新时代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些都是新的世界政治命题。

为什么有这样的命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资源。作为共产党最直接的思想来源，《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次，我们再看中国共产党世界政治研究的实践传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世界革命的政党。共产国际二大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东方问题”，其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主要是针对巴黎和会的。由英、法、美操纵的巴黎和会对中国知识界转型很重要。巴黎和会之前，中国知识界清一色亲美，巴黎和会之后开始左倾化，亲苏俄，他们突然发现只有苏俄是为中国说话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中共一大的决议将其定位为国内政党，目标是打倒国内腐败政府，到中共二大的时候，与共产国际二大相呼应，扛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则开设了世界政治的课程。中国共产党具有世界眼光，并形成了中国的世界政治教育传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形成了“一系一所”建制，即国际政治系加一个研究所。一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旦大学研究资本主义，北京大学研究民族解放运动。一所，中国人民大学是苏联东欧研究所，北京大学是亚非所，复旦大学是美国研究中心。三校“一系一所”加总起来就是世界政治研究。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郑重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政治研究发生了从弄清楚情况的研究到理论导向和价值导向研究的转变。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共同构成了世界政治研究的子学科。苏联解体对国际关系的结构现实主义是致命打击，目前的中美关系也无法通过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研究世界政治以后，笔者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的中美关系是一个“发生”的，而不是一个“制造”的过程。中美关系断崖式下滑是世界结构的变化导致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自由制度主义的家族概念，以历史终结论为核心，还有软权力、民主和平论等。目前的中美关系是对自由制度主义的致命打击。至于美国比较政治学，20世纪50—70年代的三十年是现代化研究，80年代到现在是民主化研究。我们认为现代化和民主化都是现代性共同价值，目标是好的，但提供的路径是值得讨论的，因为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形式、路径是多样的，而非西方的单一性。

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共同问题就是过于理论导向和价值导向，缺乏地区国别的深入研究。这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因为在美国，做比较政治/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得有一个地区国别研究为基础，否则理论都不能落地。价值导向的结果，比如，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是以民主理论转型去衡量；对国际政治研究，也是价值先行，完全以美国的价值观去衡量。我们的地区国别研究滞后于国家需求。可以说，为国家战略服务的解决问题的研究，一是用国际关系或比较政治理论衡量本国政治与对外关系对错的标准，二是在不了解地区国别知识前提下的对世界政治的观念性评论。

我们要找回世界政治研究传统。开展以地区国别研究为基础的世界政治研究，要问题先行，弄清楚情况，而非理论先行。不但非西方国家研究是政治学的知识来源，我们熟悉的西方也应该是一个“新西方”，我们熟悉的美国也应该是一个“新美国”。王缉思教授认为研究美国，不能仅仅研究政治经济，还要研究文化、宗教、科技、教育等，这些是基础中的基础。因此，对新西方、新美国的研究，对非西方国家的研究，都很重要。比如国际关系的基础单元是国家，但国家是什么，对西方国家来说是民族国家，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文明型国家、文教型国家，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国家没有边界，对非洲来说则是部落。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基本是用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衡量全世界，以为所有的国家的行为方式都是一样的。

关于地区国别研究，现在大家的共识是要加强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区域国别研究上，要在此基础推进世界政治研究的学科化，打通孤岛。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学、外交学怎么能分开呢？这是三位一体的研究，不能分、不可分。

怎样实现一个学科化的升级？首先是研究议程，其次是研究单元，最后是研究路径。笔者认为三个研究单元把彼此关联的地区国别联系起来，即技术、资本（贸易）、思潮。技术，以前是大航海，今天是互联网。资本的影响非常重要，可能影响他国的社会结构，比如中产阶级，也可以影响政治观念，尤其是政治过程，比如今天的转基因食品，很多农产品、农药之类，海外利益集团对政策过程影响很大。我们所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用中国传统的话说就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经济对国内政治影响很重要，但是能否直接改变政体？比如新加坡靠贸易立国，但它还是它，何况中国这样的“巨无霸”。但是，什么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政体呢？——思潮，因为它能够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的政治观念。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早就说过，一个政体的稳定与否，精英集团的政治忠诚至关重要。精英集团政治不忠诚，像苏联，宣传部部长设计了一套自由主义的东西，很快就把苏联瓦解掉了。政治思潮研究是政治学的强项。简单来说，笔者认为，所谓世界政治就是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塑造的大国关系与世界秩序。笔者梳理了一下政治思潮：世界秩序是由自由主义以及由自由主义衍生而来的帝国主义建构的。帝国主义的鼻祖是洛克，洛克关于财产权的界定直接建构了西方殖民的历史。洛克提出，有效的劳动创造的财富才叫财产权，比如说，南美洲、非洲原住民靠天吃饭，土地不是你的，我去开发以后就是我的。所以说，洛克是殖民理论的鼻祖。后来形成的帝国主义不但是一个思潮，也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工具。因为工业化以后，国内阶级矛盾特别尖锐，不移民就会导致国内战争。以意大利为例，1900—1920年这20年，意大利500多万人移居国外，占总人口的1/6—1/5，但即使这样，1921年意大利选举的时候还是墨索里尼赢得了政权，由此可见国内矛盾有多大。这是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建构了一个支配型世界政治秩序。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反抗型政治思潮，重组了世界政治秩序。今天我们面临的政治思潮是新自由主义，它导致全球不平等、国内不平等、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进而导致了认同政治，而认同政治的结果是民粹主义。布热津斯基就说过，民粹主义是对世界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个浪潮。

因此，我们想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写世界政治史，笔者称之为一门待写的新史学。对看起来很抽象的理论学科来说，史观特别重要。国际关系/比较政治培养的史观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学的史观是以世界为方法的。其实每个国家都是本国中心主义的，最典型的本国中心主义就是天下体系，天下主义这个概念对外国人来说是很敏感的，因为它预设是以华夏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提这个词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因此，我们宁愿称之为“以世界为方法”，世界政治学其实是“以世界为方法”。新时代需要新世界史观。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三辑总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