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竞争中的世界政治秩序｜清华大学国情讲坛实录

来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tsinghuaiccs）
“演讲与人生”经授权发布

【编者按】300年来，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它是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下，形成了两大竞争性的政治发展秩序——资本秩序和民本秩序。比较发现，资本秩序不但在非西方国家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就是在其发源地国家都出现了困境。但是，几百年来，为资本权力论述的社会科学依然是最强大的知识体系，从而遮蔽了人们的政治认知力。

本文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杨光斌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34讲的现场发言整理，主题为“竞争中的政治秩序”，内容已经本人审定。

一、我们生存其中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样的？

          今天的题目是“竞争中的世界政治秩序”，在理解政治秩序之前，我们想对世界秩序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1974年，美国社会学会主席路易斯这样说，“衡量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是对于我们身在其中而时时约束着我们行为方式的结构的研究有重大启示。”社会结构的研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们最高的目标，当然这个社会结构有大有小，我们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政治，当然首先对世界秩序感兴趣。
       有没有世界秩序？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这本书中说不存在什么世界秩序，但是这本书的题目却又叫《世界秩序》。刚刚去世的沃勒斯坦给我们提供的框架是我们绕不开的世界秩序，包括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实就是谈话的方式不一样，但都是在这个体系当中谈问题，这个体系是什么呢？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简单回顾一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它是历时300年形成的世界秩序，当然也可以往前追溯，也可以说是400年，但至少是300年，主要是17世纪和18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宪政工程完成，这是芬纳在《统治史》中的描述。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双元革命”，一个是政治革命，另一个是工业革命，最典型的是英国光荣革命，后来是美国的独立战争，英国人把它称之为第二次内战。

       得益于法国启蒙思想而产生的美国独立战争，后来又影响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在进行中了，这几次革命，历史上称之为“双元革命”。资本主义化完成以后，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全世界资本主义化了。如果要给一个精确的年份，那就是1875年，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来了。
     资本主义化是非常残酷的历史过程，因为它是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手段来完成的，它的高峰是1880年左右的柏林会议。在柏林会议上，列强完成了对非洲的瓜分。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这帮谈判人马又到了北京，准备按照此模式瓜分中国，但最后没有成功。
        我们简单地看一下它的历程，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秩序得以重组，资本主义秩序被重组的原因就是列宁的十月革命。
1917年在俄国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之后讨论的问题是苏俄能不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30年代讨论的热门问题，这种担心到40年代以后基本上不再是问题了。因为20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这个运动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之下产生的。威尔逊在十四条中提出了民族自主权的革命理念，当然所不同的是，当他提出这样口号的时候，作为西方国家的美国，运用当时的庚子赔款，建立了包括清华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几所著名大学，因此，那时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非常亲美的。
巴黎和会是一个转折点，1919年瓜分世界，最后把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的土地，即胶东半岛，从德国转让给了日本，这个时候谁在信守承诺？俄国的列宁在信守承诺，保护被剥削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所以，1919年巴黎和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转折点，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亲美到亲苏的一个重大转折。
      历史就是这么诡异，100年以后，2019年，我觉得至少是社会科学界的思想转折点，因为2019年以前的40年，我们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基本上都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信奉的就是这部分东西。当然有一部分人反思的比较早，像胡鞍钢老师、王绍光老师、潘维老师比较早，但是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有一大批国内的知识界人士开始了自主性反思。
        但是尽管如此，过去几十年铺天盖地的自由主义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对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渗透在血液当中的，丢掉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2019年中美贸易战，这个不流血的战斗，美国把在社会科学理论上的东西都抛之脑后，什么人权、法治，这些东西都全然不顾，吃相很难看，国内的知识界应该有一个反思。我觉得这是反思的导火索，但是有多少学子真的反思了？这个问题不好判断。
     讲一个插曲，讲到1919年中国知识分子态度的变化，到2019年，大家想一想，政治学研究讲的时间性，人的生命周期是很有限的，一晃而过，但是历史的时间性和制度的时间性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个体的生命周期所能匹配的，但是读书人总想改造世界，总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世界变成他想的那样，往往是非常难的。
     到20世纪末，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当时历史终结论的口号是资本主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必然灭亡，而以前我们的口号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1989年这个事让世界的历史大大改写了。但是世界就是这么诡异，我记得我1990年当班主任，学生中来自各省的状元有好几个，但是后来没有做学问的，后来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做学问？按道理，从政、做学术、从商，应当都有一部分人，但是那届学生很奇怪，一个做学术的都没有，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历史都终结了，还做什么学问？没有什么好做的，答案都有了，答案是明确的。这是历史终结论，但是现在历史终结论也终结了。
       我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性质的，换句话说，它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
但是事情发生了变化，21世纪头20年，中国以自身发展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秩序。
       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有一个简单的总结——“百年造反”，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革命，革命就是造反，造资本主义的反。1949年成立新中国以后，转为一种对抗，既对抗苏联又对抗美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又以发展的方式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
大概只有中国这样的规模巨大的国家才做得到，因为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是量的问题，“量”本身就有了质的意义。所以，现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普遍地根据中国的经验研究规模经济学，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不谈这些问题。
  下图很有意思，这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1840年，世界已经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1850年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世博会，展览那个时代最高的科技成就，但是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工业占世界GDP比重上各占一半。所以，尽管已经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已经很先进了，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当中的话说，过去两百年比人类两千年创造的财富还要多。但是尽管是这样，以中国为主的非西方国家，它们在工业产值当中还是占了半壁江山。1980年，西方国家工业占世界比重的90%，非西方国家只有10%，但是到2010年，以中国为主的非西方国家是40%，西方国家是60%，而且这个趋势在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到2050年左右，预计非西方国家这一比重将占60%，西方国家将占40%。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研究全球史和世界政治史，可以发现这个数字背后有很多政治含义，它占工业总产值的90%，就是说全世界都是它的消费者，全世界的“财富”都向西方国家集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建设福利国家，它是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财富往哪儿走？今天的财富往中国来了，所以他们历史上长期依赖的社会福利就很难以维持了。
    这是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称之为“一进一出”原则。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就是依靠战争、掠夺和殖民。最近剑桥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表明，殖民时期英国从印度掠夺97万亿英镑的财富。1895年《马关条约》，清王朝赔了日本2.3亿白银，比日本两三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多，有了这个赔款以后，日本就可以迅速地完成军备现代化。在10年之后，也就是在1905年，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赢得了日俄战争，这是“一进”的故事即掠夺。
就像结构转型，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很多，这是正在发生的故事。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道路当中，从农业结构向工业结构转变的过程当中，阶级矛盾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看看移民史便可知，1900年到1920年，意大利的总共人口不到6000万，只有5000多万，移民了600万人，五分之一的人都走了，五分之一走了之后，最后还产生了法西斯政权，1921年墨索里尼政权。这是“出”的故事，靠移民解决国内问题。
   西方国家可以靠移民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但是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只能自己消化，中国不可能移民，或者只能少部分移民，不可能大规模移民。财富的国内政治意义，财富的变化会带来国内的阶级矛盾，要么缓和要么锐增。如果单靠移民解决问题，到新西兰，到澳大利亚，到所谓的新大陆，人可以走掉。但是今天问题是穆斯林、阿拉伯人都涌向欧洲，墨西哥人都涌向北美，他们不但没地方去，而且人越来越多，一个是财富的变化，另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都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是非常难以得到缓解的。
所以有说法认为，西方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好，其实也对，如果中国不发展，如果西方国家工业占GDP比重为70%、80%或者90%，它们当然好过，但是现在条件真的不一样了。但是，中国难道没有发展的权利吗？
对于这个问题，不但是现在的特朗普，我早就注意到，以前的奥巴马都是这么认为，奥巴马居然这样说，如果13亿中国人过上我们美国人一样的生活，地球是承载不了的。但是，凭什么美国人能过这样的生活，中国人却不能过这样的好生活呢？希拉里也这样说，只不过她把问题挑明了，说“我不让你发展”。
     从财富的变化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战、二战和冷战世界格局的变化，我认为是西方内部的游戏，但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权力从西方到非西方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不过是一个说法，也可以说是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这次财富权力的转移，有可能意味着西方主导世界秩序四百年或者三百年时代的结束。
目前这个格局是三百年建立的一个结构，不是说一两代人就能够彻底改变的，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能着急，中国想改变这个结构，有这个愿望，也做了很多举措，比如“一带一路”和成立亚投行，但是急不得。想一想西方国家为建立这个结构流血牺牲了多少人？这个结构改变怎么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的事，它是一个“世代工程”。
    中美之间的竞争应该是“世纪之争”，这个判断应该是准确的，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期望我们退休的时候，中国就是NO.1了，虽然你们是学生，但是也并不意味着你们退休的时候，中国就是NO.1了，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只有这样，事缓则圆，才不会出乱，不然，一急就出乱。
     我们生活的世界体系是什么样子的？在这个世界体系之下，我总结一个理想类型，政治秩序的演变大致的理想化类型有两种，我们最初的社会是政治社会，政治社会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分的一体化社会，没有说哪种力量特别强、哪种力量特别弱，比如说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还有军事权力，可能是后来学者们为了研究而人为地划分，那个社会结构本身是一体化的。但是按照波兰尼大转型理论，当市场来了以后，16世纪和17世纪开始，市场从社会当中，具体来说就是资本权力从社会当中脱颖而出，并凌驾于政治社会之上。
 

二、世界秩序下的资本秩序与民本秩序

01 政治秩序演变路线图
      假设我们谈论问题的起点都是从市场经济开始，市场经济必然的结果是不可阻挡的社会分化。因为在市场经济之前，无论是愚笨也好，聪明也好，无论多聪明，你也不一定能够创业，你可能就适合读书或者做公务员，这是绝大部分人做的方式。但是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可能像马云这样的人，这些人可以创业，因此社会必然是分化的。社会分化之后我称之为形成了两个秩序，一个是资本秩序，另一个是民本秩序。社会分化必然会导致多党制，穷人的党、富人的党，但是这个社会分化不但是财富的分化，还有身份认同和宗教信仰差别的强化，社会分化必然会导致多党制，这个多党制不但是财富意义上的，也有宗教意义上的。
     那么多党制怎么影响政权来掌权呢？就是代议制民主，多党竞争选举组成的议会和政府。代议制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寡头政治”。以美国为例，美国政治学研究，一般媒体不关注，除非像“历史终结论”这样的观点。2014年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的研究表明，1980年到2010年这三十年，什么样的政策议程怎样能够变成法律政策？可以变成一个政策的可能性的选项呢？结论是富人集团变成法律和政策的几率是穷人的三倍还要多。换句话说，穷人集团的政策倡议，也可能送到议员办公室上，但是不可能变成法律或者政策。因此，当今美国已不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国家。说这个话的，就是卡特总统，他是农场主出身，他在美国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麦克风没有关，他说“美国已经不再是民主国家了”。
另外一个秩序就是民本秩序。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什么制度？相对于西方的多党制，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有很多，包括在座的两位老师都有探讨。我的看法是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就是民主集中制。回答中国模式的核心，不但要回答国家的政体，政府的政体，还要回答党体，这个概念必须既照顾到政府、国家，又照顾到共产党，这个概念只有民主集中制能够涵盖。同时，又要检视现实，作为一个模式又必须具有历史悠久性，我认为从革命时期到毛泽东时期，再到改革开放以后，民主集中制在中国有百年历史，革命时期是1.0版，1949年到头三十年是2.0版，改革开放以后是3.0版。
     我的总体评估是这样的，民主和集中正在走向平衡，当然也可以用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准确的话说，当民主的没有民主，当集中的没有集中，民主的不够，集中的也不够，这个表述肯定是准确的。当然，对西方人来说，民主和集中的对立思维方式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二者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二者是统一的。我们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反者道之动”在当今时期依然非常根深蒂固，对中国人而言，民主和集中完全是统一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谈一些概念，但是一个纯学者和作为一个管理者的学者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比如说讲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是著名经济学家，但是做了校长之后，他说再好的制度都不会自动发挥作用，无所谓人治还是法治，没有人，制度都不会发挥作用，制度最多是起到40%的作用。这是他作为一个管理者以后，他对制度到底起什么的作用的深刻理解。做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对理论的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民主集中制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价值取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我们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简单来说，我的理解可以这样划分。以党的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前，尽管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念，但是核心还是发展发展再发展；到十九大以后，从党的十三大以后都没再提了，十九大重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为以人民为中心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它产生于19世纪中期，它可能在时代性上有问题，但是说来说去，它是多数人利益的学说，这就是科学的。西方经济学是为少数人利益说话的，虽然它弄得很精致，但为少数人谋利益就不是科学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基础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世界可以看得很清楚，很难想象在几年当中，几千万人脱贫就真的得到了解决。到不同的地方进行调查，我认为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在世界上的水平和素质是最高的。
我有时候观察，比如说我开车出北京，到了收费站，收费员当然不是公务员，但他是公务人员，烈日炎炎，排了很长的队，收费员的小伙子就跑出来，提前收费为车主提供方便。当时我在车里面就想了这样的问题，民本思想根深蒂固，凡是在中国从事公务的人都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民本思想渗透。更不要说真正的公务员，科长、或者处长这些人。
所以，不理解这些东西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今天的成就这么巨大，我总是问一个问题，中国的巨大成就当然是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今天的财富是不敢想象的。但是我又问一个问题，改革开放无论从市场化程度、私有化程度到国际化程度，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比中国高，比如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中国周边等一系列国家，在国家发展上为什么玩不转？背后可能是政治问题，需要政治学回答这个问题。
02. 市场经济的“理想类型”
    这是一个政治秩序演变的路线图，在这个当中，有几个关键词需要理解一下，这也是常识性的问题，比如说市场经济的三种类型，自由资本主义以英美为代表，社会市场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中国为代表。这几种类型的市场经济主要差别在于市场与资本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当中不能说没有政府，政府被隐藏得很深，主要感觉是企业在起作用。

        其实，大家细想一下都知道，美国的举国体制也很厉害，曼哈顿工程，二战后很多基础设施比如公路网、房屋建设都是举国体制的产物，但是发展起来以后，在国际市场上露脸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大企业，它们叫微观市场主体。
第二种类型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体制。三十年前，我的一位同学，我们同一个硕士导师，他的毕业论文主题是德国的共决制研究，我们的企业管理体制出了很大问题以后，才想到德国和欧洲的经验，比如说西门子和大众这样企业的重大决策，关于到劳动力和厂址搬迁，共决制企业代表三方共同决定，相比较于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国家作用要大多。当然在市场经济当中国家作用最大的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持续的表现形式就是央企和国企的存在。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主体上，国家、政府参与的程度深一点，但不能说它不是市场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和国际社会以英国的模式来要求中国，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它们以自由资本主义的标准来监管和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西方的标准，国有企业就不应该存在，很多的补贴和产业政策都不应该再搞，核心就是这个问题。
03. 多党制与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
      不能简单地说多党制没有价值，毕竟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它运转得还行，至少曾经运转得不错。但是，多党制是有条件的一个政治制度，它要求的条件非常之高，我称之为“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也可以叫均质文化，没有这些东西，成功是例外，失败是常态。它的内在逻辑在哪儿？代议制就是党和党之间的竞争。
      过去在英国的多党制贫富相对接近，今天政党的群众基础是什么？宗教和民族，党争变成了赤裸裸的教派和民族分裂之争，党争变成了认同政治，而且这个认同政治是非常狭隘的，也是不妥协的，因此。认同政治最后就是分裂政治。
在我的研究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国家越来越多？二战后联合国成立的时候，会员国是54个，今天是200个左右，200个减54个还有150个左右的国家，这个150个左右的国家是怎么来的？二战以后首先是民族解放运动，一大批亚非拉国家产生了，光在非洲的就有50个左右。一大批新兴国家的产生，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
    接下来的一批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又产生一大波新国家，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也分裂了。尽管是改革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但是发端和事因都是民族主义分裂。所以我有时候和朋友聊天，我说你要求的政治改革底线在哪儿？目标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有些人政治改革目标可能就是多党制，说到底就是西式民主的这一套。党争民主可能导致国家分裂，你能接受这个结果吗？大概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能接受中国分裂。
如果搞多党民主，这种结果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不是共产党而是多党民主，国家分裂完全是可能的。所以，我们不是一概否定多党民主和党争民主，而是指出多党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没有这个条件，玩多党民主就是死路一条。
同质化的第一个条件是国家认同，第二个共享信念，社会贫富差距也很重要。比如说没有国家认同去玩党争民主，结果东部乌克兰人说我是俄罗斯人，说我们历史上是俄罗斯人，要以公投的方式回到俄罗斯，内战就发生了，大家想一想多可惜。乌克兰曾经是欧洲最强的工业国家，也有航母基地，我们的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就是从那里来的，现在却是欧洲最穷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有一个视频，一个香港小女孩一边哭泣一边说，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变成乌克兰？怎么可以如此的愚昧，有网络和电视，人怎么可以如此愚昧？居然把乌克兰当做香港的奋斗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是“一族一国”导致的，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七。一战以后，民族解体，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
      总而言之，党争政治的前提是国家认同？这个问题在台湾也是这样的，台湾在玩党争民主之前，大家都是在一个小学长大的，关系特别和谐。但是，2012年大选以后，民进党开始制造符号，本省人和外地人，这个符号是制造出来的，以前是没有的。如果在中国玩这个东西，如果中国没有共产党，你觉得中国会有多少政党？这是清华学生数学再好也搞不清楚的问题。在印度有2000个以上的政党，因为印度的政党是以种姓为基础的，一个种姓就可以成立一个党，但是这个国家怎么治理？他会给你讲阿里的故事，阿里跋山涉水、克服艰难险阻，走了七天七夜，回到村里投下了神圣的一票，CNN说这叫民主的使命感。
但是为什么要投这一票，大家知道吗？他是为他的家族投票。中产阶级的投票比例要比穷人高，这是政治学上的一般结论。只有在印度是反过来的，穷人的投票比例比中产阶级高，也比城市的市民高，高出两个百分点。大家不要小看这两个百分点，要知道印度穷人的基数是很大的。为什么底层的投票反而比中产阶级的投票更高？原因就是基层选举，他们是胜者全得，如果我有幸拿下这个乡，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分配的资源都是我这一届政府的，他毫不客气，反对党分配资源门儿都没有。
我对印度知识的理解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的学生们写的社会学论文。导师们要求他们不要写假大空的东西，到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生活两年，把地方志写出来，把运转的情况写出来，这就是真正的知识贡献。看到这个以后，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阿里要跋山涉水七天七夜回去投这一票，就是种姓的问题，与民主无关，与公共精神无关，与私利有关。
     清朝灭亡以后，中国当时有三四百个党，现在中国人的政治意识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因为一百年来一直在革命当中成长，政治嗅觉非常强烈，政治意识是最发达的，权利意识也是最高的。在这种条件之下，如果实行多党制，我想中国的政党肯定不会少于印度。一些西方人说把中国切成七大块，一个民族一个党且不说，光是汉人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当中滚出来的大雪球。
    所以第一个是国家认同，第二个是共享信念，如果没有这两个东西，党争来了，只不过是教派之争和意识形态之争的催化剂而已。所以伊拉克被“解放”以后的第一次选举，这个选举就会强化多数人的地位，提供了一个合法性的依据，在设计上照顾了少数派，但是在政策分配中是不可能的，这就是ISIS产生的根源。“凡果必有因”，很难想象ISIS产生于伊拉克内战以后，萨拉姆被干掉后产生的选举民主和党争民主，这是因为部分人的党派被排斥了，在政治上彻底被排斥了，曾经被武装起来的人，被迫变为ISIS。
国家认同和共享信念在西方的民主过程中都曾经相对拥有过，比如英国和美国。如果没有这个认同，西方失败的典型就是魏玛共和国，搞了一个魏玛共和国，最后产生了希特勒。二战以后德国算是具备了这些条件，但是事情就是这么诡异，今天西方具备这些条件而形成的民主很多都不复存在。在美国存在着一个国民性危机，中国人到美国很容易成为美国人，我们读书很好，到哪里去工作，住在和白人一样的社区，分散在美国。但是一些拉丁美洲的人大量扎堆，他们有学校、社区、广播、报刊，可以一辈子不说英语，在美国照常生活，而且二代还不说英语。
     类似地在法国，穆斯林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0%左右，在第一大人口城市巴黎占到15%，在第二大人口城市巴塞罗那占到25%。穆斯林在清真寺做礼拜，没有清真寺在哪里礼拜？在大街上，和原先的社会存在很大差异。当条件变化以后，一些曾经运转不错的民主体制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04. 资本秩序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金三角”
      资本秩序下有“文化再生产”，我称之为“理论的金三角”：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社会上的市民社会之社会治理。
      在政治方面，自由民主的核心就是此前提到的党争民主。
      在经济方面，自由市场是新自由主义，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稳定化，稳定化就是控制政府的预算。
      在社会方面，努力创造一个概念叫治理理论。联合国、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考察一些国家为什么发展落后，认为就是政府不行，199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开头就是投资人民，指的就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社会平等的产物，到了二战以后这个社会结构不存在了。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各行业都有自己的代表，他们立党为己，参政为私，分脏国家资源。教师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但是在拉美一些国家，比如墨西哥和阿根廷，他们的教师协会非常强大，甚至可以威胁政府，不要说其他更为激进的团体。
印度是什么社会呢？种姓社会。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他统计了印度高级社团包括教师协会、律师协会和记者协会等的构成，发现90%都在高种姓人手里，可以看到印度是一个典型的种姓社会。
非洲被称之为强社会。用中国的话很好懂，强龙不压地头蛇，强龙是政府和国家，但是奈何不了地头蛇，地头蛇就是军阀、部落酋长、商人集团、地主等。在很大程度上，国家组织和政治组织只是这些社会组织的一员，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在非洲，公民社会是个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社会科学的很多同行把它当成一个法宝和规律，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这是不存在的。我们当然要强调个人权利的重要性，社会的自主性，但是在真实世界的图景中到底是什么状况？很多倡导者并没有做研究，只是想象出一个公民社会的图景，可以不要政府和国家，大家自己自我管理，但是这只是想象。
   所以在大家看来，过去这几十年，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一路下来形成了金三角，把很多人套得牢牢的。但这个金三角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存在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并不是靠着三个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去治国和发展国家，在不同时期存在不同主线，国家强一点或弱一点，经济自由一点或收缩一点，在不同时期都是交错出现的，从来没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同时存在的。
      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以后，很多民主化的国家同时施行了这个三个自由，出现了民主回潮和威权体制的回归，为什么不是想象中的民主？因为它从来不存在，如果我们追求一个不存在的目标，那么大概率是没有前途的。
权力执行需要靠文化知识的生产去支撑，几百年以来它们非常强大，但导致了很多现实中的问题，我们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反映一些现实问题，如果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不做比较研究，只用理论对照中国现实，就只会认为是中国的现实错了，理论是对的，但事实是恰恰相反的。
05. 民本秩序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民本秩序的社会科学体系在哪里？我把中国社会科学简单归类为三个阶段的百年史。
  第一个三十年是清末民国的三十年。那三十年主要是一批留学生到国外“到此一游”，我们说有一些大师，这就要问问大师的贡献是什么？不能仅仅因为他特别聪明或者特别天才就说是大师，大师需要有思想遗产和精神遗产。第一个三十年都是到西方学习，回来以后，  都是把西方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在中国的大学课堂上讲解，但是社会科学处于初创阶段。
       第二个三十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这三十年主要是三大原理，即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社会科学中重要的比较研究、案例研究，在那三十年还非常空白。
   第三个三十年是改革开放以后的1980年到2010年。我从1981年开始上大学，我的感触很深，如果第一个三十年是西学1.0版，这个西学是多元的，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但是西学2.0版，从1980年到2010年是主要以自由主义为主的西学，可以说自由主义   在中国的市场得到了空前的胜利。但是理论很美好，现实很残酷，残酷的现实是美好的理论并没有检视的。很多按照自由主义发展的非西方国家问题更多，相反，由于对理论的综合，与自由主义不同的中国可以说表现得一枝独秀。
讲到这里，国家表现的好坏怎么理解？我做比较政治研究的体会是，国家之间比的不是谁好，而是比解决困难的能力，也就是治理能力，不是简单地比结果。
     在社会科学中，中国就像是西方理论的实验场。没有自主的理论对一个小国来说是无所谓的，即使对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来说，没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也可以保持强大的自主性，从李光耀到现在。相反，拉丁美洲和非洲几乎少有正确的决策，都是按照当时主流的思潮去决策的。哈佛神童、芝加哥小子，毕业于西方名校的经济学博士去当财政部长、总理和总统，实际上是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去做决策。
思潮是什么？就是高度概念化的一个概念，它抛去了很多的社会条件、历史文化和人文条件，是飘在空中的东西，用纯之又纯的理念去治理国家，很难不出错。
   没有自己的理论，很多国家因此犯了很多战略性和颠覆性的错误。非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前苏联最为典型，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来以后，两年经济改革就搞不下去了，把自己关起来三个月，写了一本书叫《改革与新思维》，提出一个目标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公开化、透明化和民主化，用了两三年把这个国家搞没了。
     大国需要大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我的体会是这样的，社会科学的落后既是一个国家落后的结果，也是这个国家落后的原因。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这样跟我说，当时我并不理解，今天我有所体悟。

▲ 讲坛现场

三、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资本秩序与民本秩序

    我们说完理论体系，来看看在实践当中是怎么样的。我这里有两组数字，1：150和1：9。1是就是我们共产党民主集中制，150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多党制，代议制民主，9也是在150当中，因为比较政治讲可比性，在人口规模、经济起点、历史背景等可比较的意义上，我们一般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
   人口过亿的发达国家有三个，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它们靠一进一出，战争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有10个，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时代不同了，不可能派兵把周边国家占领。这10个国家包括拉丁美洲2个、非洲2个、亚洲6个，拉丁美洲是墨西哥和巴西，非洲是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亚洲有2个是超级规模国家，中国和印度，一个龙一个象，其他4个是1亿到3亿之间的，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和菲律宾。
    首先说1：150，这150个发展中国家的兄弟，没有一个因为搞多党制民主而走向发达的。我看世界银行选了一下案例博兹瓦纳，我说国际学术界老是这样提，我就查一查他们走到什么程度。这个国家有200万人，人均达到6000美元，但是还有25%的艾滋病患病。我们看北京的人口有多少？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中国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不会冲击世界秩序，肯定被认为是又一个成功的典范，但中国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14亿人，她的发展必然会让世界秩序重组，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再来看1：9的那9个兄弟。我刚去完墨西哥回来的，墨西哥的大使接待我们， 1968年的时候人家的地铁就有13条了，人均收入已经达到3000多美元，而咱们到1980年人均收入才370美元，墨西哥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但是今天，我们到墨西哥的大学和墨西哥学院，墨西哥学院相当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他们的人民很可爱，文化也和我们有所不同。中国人需要外资投资的时候，说这个项目很重要，你们来投资吧，对你们有好处，虽然看中的是对我们有好处，却说对他们有好处。而他们的文化不同，墨西哥兄弟很实在，说中国兄弟救救我们吧，否则我们就运行不下去了。
     背后更多的故事就不详细讲了。二战以前，拉美的很多国家，智利、秘鲁和阿根廷就在世界上排名前二十，而二战以后到今天却遇到很多问题。我一开始就特别不主张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人口少，经济结构单一，上不去就是上不去了，但中国的科技和产业上中下游是全方位的，就是一个世界，怎么是收入陷阱呢？阿玛蒂亚·森有一次到北大演讲，下面一个教授问他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他装作没有听说这个概念，说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什么，他肯定知道这个概念，但是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个伪概念。
在治理意义上，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保持70年的和平是很难的，我们有的时候认为和平是理所当然的，认为美好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理所当然。仅仅在最近100年的历史上，从发达到不发达、从发达到相对发达的逆发展是一波又一波的。第一波就是刚才说的拉美，从发达国家降为了中等收入国家。第二波是80年代以后，台湾曾经是“四小龙之首”，但今天还是龙吗？我们起来了他们还能叫龙吗？第三波是2008年危机以后，发展不是必然的，逆发展是到处可见的。
可以看《美国工厂》的片，曹德旺在教美国人搞资本主义，美国人在教中国人怎么搞工会，看起来是完全颠倒了。80年代的时候美国工人每小时工资是35美元，今天在为16美元而努力奋斗，事实上是12美元，16美元是他的目标，这就是逆发展。美国的中小城市多了去了，在中国也不排除小城镇化。
    我是一个政治学者，但是很多东西不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就是常识。年轻人肯定是到有就业的地方去，肯定是大城市，换句话说，小城市与乡下能留住年轻人吗？是很难留住年轻人的，这都不需要经济学理论，所以现在我们重提大都市化。我大概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 | 谢宜泽 李兆辰
摄影 | 于娟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