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研究》  杨光斌：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

杨光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内容提要
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仅仅关注现状性结构，加之深刻的意识形态偏见与学科壁垒，已经很难满足当下中国的发展需求，因此加快世界政治学科的建设是当下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世界政治学是以比较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统合。“世界”是一个复数的、异质化的概念，因此世界政治需要从经济、地理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加以思考，并正确认识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世界政治史是世界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其本质是资本主义驱动的白人优越论进而所建构的白人主宰的国际制度与国家关系演化的历史。分析世界政治，需要充分吸收各主要国家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丰富资源，并加强对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几十年来学界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的局面，建立真正的中国自主性社会科学。

【关键词】世界政治  国际关系学  整体性知识   中国社会科学
        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显然对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十分不满，否则就不会有中国学者呼唤“中国气派”或者本土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外也不会出现诸如“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等争论。然而，如果把视野局限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内进行批判和反思，很难建构起脱颖而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学本来是政治学中应用性最强的分支学科之一，但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理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显然已经把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当作思维游戏。比如，进攻性现实主义或者防御性现实主义只不过是突出了“现实政治”的不同层面，二者的争论属于典型的“盲人摸象”之争；而所谓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具有更多的政策分析倾向。这事实上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发展已经陷于困境之中。这当然是国际关系学的危机，国际关系理论已经不能对认识现实中的外交政策有智识上的启示，因而一直追求预测功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是有点勉为其难。与此同时，基于国际关系学、国别政治、地区政治和信仰政治的事实性“世界政治学科”已经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其教科书式的研究成果就是亨廷顿在1995年出版的、在当时整个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引发极大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简称《文明的冲突》）。笔者给《文明的冲突》的定位是“21世纪头20年世界政治路线图”。当美国人还处于冷战胜利的大狂欢之中时，亨廷顿预言21世纪最大的趋势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衰落。果不其然，当今西方国家的现实恰好印证了亨廷顿20年前的观点。亨廷顿敏锐的预见性同样体现在其最后一本著作《谁是美国人》中，作者认为美国出现了“国民性危机”，这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欧洲难民危机会导致出现欧洲危机。其他“路线图”式的预测还包括：21世纪之初，将发生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重大冲突——果然在2001年就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2010年前后，中东几个国家将发生重大的政治动荡——果然在2011年爆发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将发生分裂，最有可能从克里米亚开始——果然是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文明上无所适从的土耳其将出现一个政治强人而重新伊斯兰化——果然出现了要搞事实性终身制的埃尔多安总统；2015年前后中国将在南中国海遭遇麻烦——果然是所谓的“南海仲裁”给中国制造麻烦；亨廷顿还正确预言中国将不会以武力主张其利益，中国的规模意味着这个新的参与者对世界的影响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新玩家……凡此种种，都是对世界政治走向的“神预测”，这是那些将中国视作美国的“米尔斯海默式”的学者所无法比拟的。

    预测，正是国际关系学一直努力追求却难以完成的工作，究其原因是国际关系学忽略了国家间关系中太多的、太关键的变量。因此，和其他学科，甚至和经济学一样，在学科本身存在病理性结构的前提下，将国际关系学推向科学化的雄心壮志需要节制，尤其是量化工具的使用要格外审慎。如果缺少对现实最基本的认识，量化模型得出来的结论只能离“实存”的世界（the world of being）越来越远，这样的研究进而伤害学科本身的信誉。亨廷顿的世界政治研究从来不用什么量化模型，甚至很少用最基本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那么，如此具有前瞻性的预测是如何实现的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传统的国际关系学依然是重要且必要的，但其重大进展离不开其上一层次的学科——世界政治。这样说有两层含义：第一，就是世界政治学科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研究。即便如此，也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是国内政治和“信仰政治”的一个结果性或者现状性结构，如果缺少对源头性或者过程性结构的研究与理解而仅仅关注现状性结构，研究者就很难认识现状性结构的本质和走向，从而无法做到对发展趋势的“预测”，正如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在解释现实时所面临的无能为力一样。第二，将国际关系学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科。本文主要是在第二个层面谈论国际关系学与世界政治学科的关系，试图探讨世界政治学科的知识结构，包括国别政治研究、信仰政治研究、地区政治研究和作为世界政治学科的知识基础的世界政治史，提出世界政治学科的学科含义就是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有机融合。

需要提前交代的是，本文是中国语境的产物，是对国内国际关系学学科布局的一种思考，因而其中很多问题讨论是“我们的”而并一定就是“他们的”。作为新议程性质的讨论，本文将可能诱发不同看法，这正是本文抛砖引玉之初衷。没有学术争论，就没有思想的解放，也就没有学科的进步。

一、国际关系学的“时代性”与“国家性”

    社会科学具体强烈的时代性特征，作为国际关系学（也称“国际政治学”）的时代性特征更为鲜明。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民族国家关系史已经有近四百年，但研究这一历史演化的国际政治学则不足百年的历史。如果说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奠定了国际政治学的雏形，那么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则标志着学科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之后，无论是知识来源还是研究范式，“美国学”的身份意识开始深刻影响着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作为“美国学”的国际关系学意味着该学科一方面秉承了大国关系研究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传统，同时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还是典型的“冷战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历史、去真相的意识形态化的所谓的“科学哲学”，诸如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主宰着冷战后半程的国际政治学。这样，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从一开始就有其时代性约束，何况大国关系根本不是世界政治的全部，大国关系研究事实上掩盖了世界政治的很多真相。比如，专注于中美关系研究就可能忽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局限于中美关系的思维就可能被“美国学”的几个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所束缚而无视世界真相，甚至失去最基本的对公正问题的关怀。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也不属于大国关系，甚至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即使研究大国关系，仅仅研究大国关系中的“政治关系”（即所谓的“国家间政治”）也无法从根本上理解真正的国家间关系。更重要的是，已经作为“冷战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学具有鲜明的国家身份，那就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肯尼斯·华尔兹为此而不顾一切地为现状性结构辩护并挖空心思地去批评那些“还原化理论”，包括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和列宁主义都一直强调的帝国主义理论。难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的民族国家诞生与扩张，不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逻辑吗？如此赤裸裸的蔑视真实历史、游戏读者心智的学说，居然就这样主导国际政治学十几年。

    西方同行对国际关系学现状同样表示不满。比如，在中文世界里流传的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贾斯汀·罗森博格的文章指出，国际关系学依然生存于政治学的囚笼里，政治学的本体论是权力，国际关系学依然没有摆脱权力的话语，因此主张以所谓的“多样性”代替权力而使得国际关系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多样性”是个无所不包且不伦不类的概念，这样的提法不会对学科的转型与升级有什么助益。

     应该看到，以大国关系研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学，其实质无不展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底色。因此知识，甚至虚假知识的来源，都是论证乃至虚构西方民族国家形成与扩张的历史。国际关系理论必然是依据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而量身订制的一套说法，其中掩盖乃至无视的是西方以外的“世界”：既有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资源仅限于世界的一个极小的但曾经主宰过世界的那部分。这种知识建构的帝国主义逻辑显然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明，应该是我们理解以政治为核心的“世界”的知识来源。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关系学应该、必须转型为世界政治学科。

     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国际关系学研究传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所学习、引进的就是这些在学科上存在严重时代性约束、并有着鲜明的“美国身份”的国际政治学。这并非抹杀几十年来中国学界对西方知识学习的成果，所有学科都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不断发展。但是，如果永远以谦逊的学生身份去对待这样一个时代性、国家性都很强烈的理论体系，那么这不仅是这个学科的悲哀，进而甚至是国家的悲剧。要知道，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不是那种只要经济发达就万事无忧的中等规模的国家。相反，作为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巨大的国家，中国基于其自身行为所形成的知识和政治逻辑，对世界政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中国经验在既有的国家关系理论里是缺位的，在中国的语境下，国际关系学需要转型并升级为“世界政治学科”。

     如果要准确把握世界政治研究的学科意涵，首先，要理解“世界”这一概念。“世界”是由诸多国家政治构成的，或者说各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主体，因此世界政治学科视野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必须研究国内政治。研究各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实上就是在研究世界政治。其次，世界政治思潮对世界政治走向和国家间关系发挥重要影响，世界政治的主题不再是传统的基于实力政治的战争与和平，在此基础上更有诸多的“文明的冲突”，信仰和意识形态政治对世界政治的走向影响深远。再次，在知识论上的拓展，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大国关系研究中的大国的知识即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知识，关注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和智慧同样是世界政治研究的应有之义。这些视野上的拓展能够让我们明晰地发掘问题的真相。如果只局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大国关系研究而不关心世界人口中多数人的命运，很难在当今时代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以上表明，即使国际关系学依然重要，依然在学术分工上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但是假若缺乏世界政治学科的关怀，那么基于现状性结构的大国关系研究则很难向深入推进，甚至研究成果也仅仅是为“虚假的知识与错误的真理”作注脚而已。

     更重要的是，充分认识世界政治学科的内涵和重要性，对于改进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科群体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意义重大。在目前的研究生培养体系中，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课程和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存在着明显的学科壁垒，政治思想史更是很多学生难以触碰的问题域。通过阅读巨量的历史书籍而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观需要长期的坚持与超群的智慧，这种国际关系学的“大境界”并非一般研究者所能企及。

二、何为“世界”？何为“世界政治”？

     突破国际关系学那种以大国关系为核心的、其实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线索的学科传统，需要尽快建立世界政治学科。为什么是“世界政治”而非“全球政治”？全球是一个一体化概念，“全球政治”意味着有一个统一的行为规范和一致性的行为模式。很显然，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政治形态。

     相反，“世界”是一个复数的、异质化概念。世界不是地球，一个地球存在多个“世界”。在经济意义上，不仅有发达世界，也有不发达的世界，即中国人常说的“三个世界”，这其实是“南北问题”，这是世界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并非以大国关系为线索的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关怀。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必然是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起源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世界范围的不平等问题是分析的重点。但是，“华丽转身”之后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在大国关系的指挥棒下，似乎忘记了“初心”，围绕着“美国学”转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有可能把美国的问题意识当成自己的问题意识，秉承美国的“现实主义理论”而解释世界，忘却了发展的不平等、不平衡这样的事关绝大多数人命运的问题才是世界的根本问题。这样，在对世界的定位上，忘却了“公正世界”正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要追求的，而美国的推广民主战略绝不会考虑到不平等的世界的真正的需求。所以，学科导向决定了问题意识，也决定了研究对象的真假性、轻重性。

   更重要的是，作为复数的异质化概念的世界，在文明结构上，一个文明就是一个世界。世界政治是由不同文明类型构成的，而非以西方中心主义即基督教文明所构成的“普世”——在以大国关系为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那里，只有一个世界，即所谓的基督教文明所构成的“自由世界秩序”。且不说其他诸多文明的重要性，在对当下世界造成重大影响的三大文明中，基督教文明之外还有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在复数的世界所构成的世界政治中，文明的和谐也好，文明的冲突也罢，都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议程。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政治”也是“信仰政治”；相对而言，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虽然在表面上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但推动权力关系的背后则是“文化帝国主义”。从19世纪到20世纪，“文化帝国主义”不断变换其形式即理论，弄得非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晕头转向，国际关系学因此而掩盖了世界的真相。在地理结构上，作为一个复数的异质化概念的“世界”意味着其自身是由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构成的，或者说世界政治的单元组织是地区政治和国家政治。即使在同一个地区，比如亚洲，亚洲到底为何物？只是一个地理上的说法而已，在文明结构上显然不同于具有相对同一性的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由信奉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教的不同国家构成，因此需要从文明意义上理解地区政治。强调地区政治和国家政治作为世界政治的主体，意义还在于突出我们关于世界政治的知识上的结构性缺失。对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而言，对欧洲、美洲的理解甚至多于对亚洲本身的认识和理解，更毋宁说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理解了。

     无论是文明结构上还是从地理结构上理解世界政治，目的都在于讨论知识论问题：我们是因为他人的重要问题而研究，还是基于主体性需要而研究重要问题？传统的国际关系学就是“他人”的重要问题，而以大国关系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学显然不能满足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知识需求。只有基于文明结构和地理结构上的世界政治研究，才可能满足中国的战略需求。

     因此，讨论什么是“世界”以及为什么应该是“世界政治学科”而非传统的国际政治学，就是因为“时代性”的变化。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规模巨大的、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同时又处于对世界的理解严重的知识短缺状态的中国，需要一场认识论上的革命，需要一场知识革命。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都需要一场知识革命，而政治学科群中的国际问题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首当其冲，因为社会科学最古老的基础学科就是政治学。

     明白了“世界政治”的含义，对世界政治学科的建制才得以展开。世界政治学科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强学科”本身的世界政治研究。这意味着世界政治研究是比国际关系学更为宽广的一门学科，不但包括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还包括国内政治、“信仰政治”、地区政治与世界政治。“强学科”的世界政治研究的经典成就就是前述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很难在当今学科划分的背景下将亨廷顿给予身份定位——无论是国际政治、美国政治抑或是比较政治——最恰切的定位就是世界政治学者。“一体化”是“强学科”的最一般特征。“一体化”或者“一般化”研究，事实上是在回归社会科学领域细分之前的传统，正如很难说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是什么学科的学者一样。第二，作为“弱学科”的世界政治研究。这种定位意味着，“世界政治”至少是各分支学科的不可或缺的视野。也就是说，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国别政治、比较政治研究，都离不开世界政治的关怀。比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当初之所以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失范”，就是因为一般学者没有“信仰政治”这种世界政治思潮的观察；再比如，很多人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乃至其价值，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世界范围内比较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就国际关系学而言，“弱学科”的世界政治研究，至少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所具有的比较政治视野，需要做到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一体化研究。

     世界政治学科的提出还有其他内涵，比如超越“美国学”的“身份意义”。中国已经接近国际舞台的中心，属于全球化的中心地带，知识供给必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不再是围绕特定“思想供货商”。这就意味着，中国学者不但要首先研究作为国别政治的本国政治，还要根据中国战略利益需要而有优先顺序地研究地区政治，研究影响国别政治和地区政治的信仰政治。当然，首先需要建构起作为学科基础知识的“历史学”——世界政治史。

三、作为世界政治基础的国内政治

       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相辅相成，但更多情况下国内政治对对外关系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国际关系研究首先要研究相关的国内政治。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这一看法如今在知识界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在全球化的“世界时间”里，国内政治同样受制于外部环境，尤其是那些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中小型国家。然而，当下中国政治学界内部的问题在于各子学科间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交流：研究中国政治的不研究对外关系，充其量看看国际新闻；研究中国外交的不研究，甚至不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直接影响。这种形式上的“分工”究其原因是碎片化的知识体系与狭隘的学科意识所致。众所周知，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都是内政、外交一体化的研究，这当然与他们所受学科训练有关，比如读博士至少得修两个分学科的课程，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主的，必须修政治学理论专业或者比较政治专业，这种学科规范至少保证了研究者的基本知识需求。但是，在中国的政治学学科的博士生培养中，几乎都是自设藩篱，把自己局限在井底之中，这样的学科培养体系的产品，自然有其先天的结构性缺陷——知识体系残缺不全、视野不够宽阔。结果，即使在同一学门（政治学门）已经是常识性的研究成果，可能被另一个分支科学的研究者当作重大问题加以对待，更别提不同门类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了。比如，民粹主义是在政治学学科得到很好的解释的问题，但却被经济学重量级人物当作“发现”而被广泛报道，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剧。

     从宏观历史进程来看，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演变，一直是国内政治推动的产物，由此而形成的国际体系反过来又影响着国内政治发展。也就是说，国际体系变革的根本逻辑在于国内政治的变化。在国际关系史中，19世纪欧洲列强与亚洲和非洲的关系，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但这恰恰是国内自由主义政治发展的结果，或者说那个时期的自由主义者大多都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者。不理解欧洲国内政治的变化，就不能很好地解释中英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即鸦片战争。在英国，经过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一百多年，新兴阶级终于在1832年登上政治舞台，“议会主权”终于成为资产阶级的主权。这一政治结构的革命性变化，直接带来中英贸易关系的变化。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对华贸易就处于大幅度逆差状态，1832年英国宪政改革让资产阶级进入了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力，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用国家机器为其商业利益开道。以上概述，正是体现了国内政治发展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关系。

    刚刚结束的冷战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世界秩序的大变革，当然不是华尔兹所说的“体系”本身的问题，而是苏联国内政治的失败所致，进而促成了冷战后美国单一霸权体制的形成。不承想，仅仅在不到1/4世纪的时间里，世界秩序又出现了大变局，这同样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崛起。

     因此，研究国家间政治的起点是国内政治发展；相反，如果以国际体系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充其量是研究些常态性政治关系，研究些现状性结构。现状性结构总是因过程性结果的变化而改革，而推动过程性结构变化的支点则在于国内政治发展。所以，以国际体系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其假设便是国内政治是静态的，不会发生变化的，这样只研究由静态的国家主体所构成的国际体系即可。作为这一传统典型代表的美国政治学，认为其宪制性问题已经解决，故而国内政治不会再影响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如此，政治学理论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只研究宪政结构下面的社会行为。更大的问题在于，即使是美国不会发生宪制性变化，其他国家也不会发生吗？何况美国国内自身还存在宪制性议程，否则也不会出现亨廷顿的“谁是美国人”之问，抑或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样的“黑天鹅事件”。

     缺乏对国内政治研究的认识和理解，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就很可能是假问题，因为问题意识的前提还有一个“身份意识”问题，而“身份意识”则来自对比较文明的理解、对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有了比较文明和比较政治的视野，才能同情地理解那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相较于“普世价值”的西式道路所体现的特殊性。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政体都变成西式民主了，结果如何呢？换言之，如果没有基于比较研究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建立自信，就不能理解、更谈不上预测中国发展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影响；同样，如果没有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深度理解，就会把很多似是而非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作终极的、普适的理论，那就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出现替代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这里还沿用学界通俗的说法“国家关系理论”）或世界政治理论。其实，中国国内的民本思想体现在对外关系上的天下体系，就是一种替代性的世界政治理论。

     概言之，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还是现实性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与发展，都需要深入到国内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去。反之，在“世界时间”里，大国尤其是中小国家（和地区）受到的“世界体系”的影响也无处不在。以中国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有着浓厚的苏联主义色彩；改革开放之后，诸多领域的制度性变迁无不受到“开放”政策的影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才说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互为因果。但就世界政治学科的意义而言，就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现状而言，要更多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发展的自变量性质，国际关系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因变量。

四、世界政治思潮推动世界秩序的变革

     我们习惯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其实它们只是大国关系的主题，而如果说是世界政治的主题则并不十分准确。这种判断，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命题，无论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概莫能外。正如前文所言，以研究实力政治为基础的权力分布的现实主义，主要针对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主要民族国家之间的实力政治关系，不停的战争以及其间的“长和平””短和平”。尤其是核战争的毁灭性，使得处于游戏中的各方最终选择求和平。但是，战争与和平并不能解释世界政治的走向，它们只是结果，不能解释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世界秩序是由世界政治思潮推动的，而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显然是不研究政治思潮的，最多是从思潮中提炼所谓的“流派”，比如自由主义理论，等等，但是作为流派的自由主义理论和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对国际关系、世界政治的作用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作为流派的自由主义理论讲的是如何推进特定制度安排的融合，如何让落后国家接受西方国家的国际制度；而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在实践中是一种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而不是理论上的“自由制度主义”。200年来，世界秩序就是由诸种政治思潮推动而形成的，对此，国际关系理论或世界政治理论的研究者远远滞后于历史与现实，并没有与时俱进地沿着世界政治的路线图而建构起解释世界政治的理论。

       自由主义与世界体系的形成。意识形态的“世界政治”起源于欧洲，建立了教会政体的欧洲对外就是对伊斯兰世界前后7次的“十字军东征”。教会政体之后欧洲产生的世俗政体，依然以力度不减的意识形态方式在国内外推进。欧美历史上几次重大的革命事件，即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基本上使欧美在18世纪完成了国内政治经济关系的资本主义化，并形成了唯这种利益关系论说是从的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在国内资本主义化的同时，英法就开始了对非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征服，这其实就是后来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到1883—1885年柏林会议瓜分非洲，殖民主义达到其顶峰。当1900年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之后，那些参加柏林会议的欧洲殖民主义者纷纷来到中国，准备按照瓜分非洲的模式瓜分中国。到19世纪末，世界已经完全被控制在“日不落帝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手里了。这种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其实就是殖民主义体系。为了论证西方统治世界的合理性，我们所熟悉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托克维尔、密尔，乃至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其实都是帝国主义者。洛克的财富论为英国人占领美洲提供了理论依据，劳动创造财富，而美洲的印第安人不劳动，因此美洲应该归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托克维尔为法国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张目并出谋划策，小密尔建立了四个等级的人种论为英国统治印度证明。所以，这一时期的世界秩序其实是“自由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民族自决权与世界体系的重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古老，但近代社会主义则是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副产品。国内资本主义化的完成，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必然催生了一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这是历史上的一种新型阶级。18—19世纪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性催生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国际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催生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对冲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从而摧毁了“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新世界就此诞生。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出现了断崖式变化，美国所支持的蒋介石政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和美国的国内利益根本一致。1949年前后的中美关系，最生动地体现了政治思潮、政治制度在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影响。

     进一步撕裂“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是在社会主义运动直接影响下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民族自决权”思想起源于德国，民族主义运动也起源于德国和意大利（在拿破仑征服战争中产生），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列宁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权”思想达到新高度。然而，真正形成与“自由帝国主义”对抗性力量的民族主义运动，还是“二战”之后在苏联和中国影响下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在“二战”之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大批亚洲、非洲国家纷纷独立，形成了完全不同于1900年的世界秩序。但是，新兴国家在形式上虽然独立了，在思想上则完全受制于人。很多新兴国家依然被困顿于思想的牢笼里而难以自拔，按照宗主国的模式去建国、去制定政策，结果永远难以摆脱贫困的面貌。

     近代世界秩序成于政治思潮，也受到新政治思潮的挑战因而出现秩序重组。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事关特定物质利益的意识形态，因此是可以谈判、可以妥协的，世界秩序因此是可以预期的。但是，宗教化的民族主义和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都不满的民粹主义，则是人类遇到的新政治思潮，一种严峻的新挑战。

    宗教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世界秩序的失序。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社会主义国家曾和民族主义结合而解构了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则同样利用民族主义力量而解构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并把南斯拉夫一分为七。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世界从帝国变为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对“孪生兄弟”作用的结果。而当这对力量与宗教势力结盟时，其威力更是难以估量，这就是大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主义——一种宗教、民主、民族的混合体。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所引发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不仅如此，大中东地区历经“一战”后一百年而艰难地建立起来的秩序被彻底摧毁了，结果却是一种非国家形态的“伊斯兰国（ISIS）”出现，其对人类带来的原始式危害让人刻骨铭心。而威胁几个国家领土完整的库尔德人自治、公投建国，更是让大中东地区有了新动荡根源。

     激进的宗教民族主义、治理失效的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带来了被称为“民粹主义”的新一轮浪潮。事实上，“民粹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代表的是社会底层的反抗，其实是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反抗，因而事实上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特朗普所代表的是对外来人恐惧的美国白人，是一种右翼民族主义，和德国的排斥土耳其的右翼势力是一个性质。但是，思维懒惰的美国建制派精英以及中国的一些学人，居然都不加区分地将由不同原因而产生的反抗运动统统冠于妖魔化的“民粹主义”标签。这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反抗性运动，当然制约着各国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着地区政治乃至世界政治，比如英国“脱欧”公投。

    从世界秩序的形成，到大重组以及今天的动荡，都意味着“信仰政治”是世界政治研究中被长期忽视的重要因素——虽然美国“冷战政治学”素来宣扬秉持意识形态的功能。“信仰政治”绝不是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自由制度主义所讲的利益政治所能解释的。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就是一种新的世界政治规范，“文明的冲突”必然弥补乃至代替国家利益分析的一种世界政治学科的新范式。

五、非西方国家研究与完整的世界知识

       无论是经济意义上的世界，还是文明意义上的世界，最终都只能通过地理意义上的世界体现出来。世界的不平等性和不平衡性，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都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地区政治而呈现出来。

     在既有的学科体系下并非没有区域研究，欧洲问题研究、北美研究、东北亚研究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就中国的学科力量分布而言，在过去40年里，绝大多数学者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研究，这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师资配置中可以一目了然。这样的研究结构，很大程度上源于改革开放以来向发达国家学习的需要，正如我国20世纪50年代向苏联学习而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都是“苏联学”一样。

      这就是社会科学的“时代性”特征，除了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的美国化更严重。但是到了今天，中国开始以自己为中心了，世界很多国家比如印度，开始把中国作为尺度来衡量问题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科又该向何处去？

   笔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科的资源，首先是来自本土的历史文化，比如“天下体系”就是对欧美的“民族国家”本体论的一种替代性思考，由此才能理解新中国几代领导人都讲的以“和”为中心的对外关系原则——从毛泽东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时期的和平与发展、胡锦涛时期的和谐世界，以及最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地区问题”。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第一个层面的地区研究。

     第二个层面的地区是发达国家所构成的发达地区。因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权重更多的还是在发达地区，因此我们要继续加强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问题。但是，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新阐释。如果说前30年中国知识界主要是囫囵吞枣式的拿来主义，那么接下来的30年即新中国的第三个30年则需要重新建构关于“西方”的知识体系。比如，关于美国难以控枪的问题，流行的说法就是美国文化使然；关于美国政制，流行的看法就是自由民主；自由主义民主是“普世价值”，等等。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美国奉行的法治至高无上的原则即所谓法治主义，其实是前现代原则，就美国而言是一种典型的封建制政体即亨廷顿所说的“都铎式政体”，结果必然是寡头政治。就价值而言，如果认识到自由主义民主只不过是基督教的政治翻版，那么很少会有人将基督教文明看作普世价值进而迷信自由主义民主。凡此种种，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都需要“重述”——重新研究和解释以达成新的理解。

     第三个层面的地区就是本部分的重心问题即非西方国家的研究，包括东南亚、南亚、大中东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这些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即战略）的关键地带，已经成为中国利益有关的地区。但是，政治学科学的力量分布如何呢？北京、上海以外的一些大学利用地利之便有一些地区研究，比如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云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四川大学的南亚研究、西北大学的中东地区历史问题的研究，以及新近出现的浙江师范大学的非洲问题研究。从“面”上看，上述地区问题均有涉及，但研究力量显然还极为薄弱。以传统的“三大国际关系学院”为例，北京大学还有一个亚非研究所，但其人员不会超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1/5；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非洲、拉丁美洲研究人员共4人，中国周边地区比如南亚和东南亚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复旦大学具有研究西方国家的学术传承，非西方国家研究也只有少数教师涉足。如此的师资结构，很难说中国的政治学科与目前中国的地位相匹配，学科建制上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学习型和发展型，中国的政治学学科已经严重滞后于国家地区和国家战略需求。

   以“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研究为例，即可看出对非西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研究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中国战略的大转向，从以西方为中心对象的战略转向以全球为对象的战略，其中高铁是走出去的“火车头”。然而，高铁项目在海外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以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为例，2015年10月两国签署了修建合同，2016年2月印度尼西亚总统出席了高铁剪彩仪式，但至今还未开工，甚至最终可能流产。原因何在？第一是世袭的土地制度，国家向地方征地困难重重；第二是地区主义政治，印度尼西亚70%以上的来自不同地区的国会议员反对制惠及高铁所在地区的省份；第三是部门政治，国家企业部推动高铁，但是交通部、环保部、劳工部等都反对。

     该案例给予决策者极大的警示：正是由于缺乏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入了解，才会与印度尼西亚盲目签下这个难以执行的合同。1998年东亚金融海啸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推出的价值230亿美元的工程项目，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原因和中国高铁所遭遇的难题一样，其根源都是国内的政治社会制度。“一带一路”的研究可以理解为国际关系问题，但对地区政治、国家政治的知识空白，从根本上讲不能更好地推进这个国际关系。

     印度尼西亚绝不是个案，很多非西方国家虽然经历了独立建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但这个革命不同于全方位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非西方国家的土地制度还是古老的世袭制，政治制度上大多数为碎片化的，国家无法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去行动，是亨廷顿所说的“普力夺社会（Praetorian）”或米格代尔所说的“强社会中的弱国家”，而印度还是典型的“种姓社会”，大中东地区是“伊斯兰社会”。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不研究这些地区的社会制度，就很难推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

    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不但要解决现实问题，更需要面向未来。就现实性的时代性而言，中国政治学科已经严重滞后；中国再往前走20年，既定知识体系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当然首先包括国际关系学，更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而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生代研究者，其知识结构遗传于上一代，进而继续秉持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思想，但是20世纪8年代新生代的竞争场域将在未来20年分胜负。也就是说，以既定知识体系为饭碗的新生代，如果不做到知识转型乃至知识革命，就很难为未来2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提供有意义的知识。20世纪40—60年代的学人是靠研究发达国家起家奠定了他们的学术地位。但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学人则需要以研究非西方国家来制造新的知识增长点，并以此在同辈中脱颖而出。

      因此，转型升级后的国际关系研究要重新研究西方国家，并在研究非西方国家中寻找知识的增长点。这样的研究或者学科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曰之真正的“世界政治学科”。

六、世界政治学科的知识基础：世界政治史

     只有基于学科规范意义上的研究、提出的新的观点和思想，才具有实现知识积累的意义。因此，谈论世界政治学科，必须寻求其学科知识基础，而学科内涵、学科对象都具有较大的弹性，边界可大可小。

    世界政治学科的学科内涵，最好从狭义上界定，那就是以比较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统合。前述的国别政治、信仰政治和地区政治，都是典型的比较政治学范畴，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学，方能构成一个真正的“世界政治学”。因此，世界政治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国别政治、信仰政治、地区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是问题导向的，各有侧重，但知识体系必须是世界政治学科的。否则，问题导向的研究只能趋于原子化和碎片化，难以触及研究对象的根本，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对国别政治、“信仰政治”、地区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其最大的知识体系上的公约数就是世界政治史，它是世界政治学科的最重要的知识基础。正如国际关系学首先要学习国际关系史一样，针对世界政治中不同对象的研究和理解，也首先需要学习世界政治史。例如，不理解世界政治史，就很难认清一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不能理解“普世价值论”这样的“信仰政治”为什么是虚构出来的假问题。然而国内外既有研究表明，目前对世界政治史的研究几乎为零。正如笔者在《论世界政治体系》一文中所指出的，翻看图书馆书目，国际关系史可谓汗牛充栋，但居然没有一本堪称世界政治史的著作。“世界政治史”是学科性的，具有自身的学科逻辑。就规范性学科而言，最高一层的无疑是世界历史或者世界文明史，该领域无所不包；下一个层次就是世界政治史（包括了世界经济史），其学科资源至少有国内政治、政治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而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史等则属于第三个层次的学科。建构世界政治史，涉及的学科资源会很多，笔者认为，其中涉及的最重要的学科至少有5个：各主要国家政治史、政治思想史、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其中，文化主义中的种族主义必然离不开思想史的脉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是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一对孪生兄弟，这些基本关系演绎出“国际制度”。因此，世界政治史是国内政治发展形成的思想与观念直接影响着全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是国家之间交往的历史，其线索清晰而明确。然而，单纯的国际关系研究并不能总结出全球政治的总体性发展线索，也不能回答出人类何去何从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在知识论意义上，既有的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的是关于“实证（the world of becoming）”，而非“实存（the world of being）”。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义”都是典型的“实证”性质的理论，但是它们却很难贴近世界政治的真相。比如，在讲到“一战”前后的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战争，很多国际关系史教科书都可以忽视了霍布森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些最好的解释性理论；讲到冷战的起源，很多国际关系史研究大讲“主义”之争的地缘政治因素，却不讲意识形态背后的种族主义（白人优越论）和对资本权力集团的捍卫。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对“现状性结构”的合法性论述，在这个意义上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则在帮助西方国家论证现状性结构的合理性。因此，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实存”即“过程性结构”，还离不开政治思想史和各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发展，世界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

     世界政治与国内政治史（政府史）。首先，世界政治并不是各主要国家政治的总和，但理解世界政治确实离不开国内政治（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比如，几乎在同一时期远航的中国和西班牙，为什么一个仅仅是“布威仪于四方”而另一个却实现了财富积累并开辟了世界市场？航海本身是一个国际关系事件，但国际关系事件的不同结果是由不同的国内政治所决定的。时至今日，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行为都来源于国内政治。其次，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由国内政治所汇集而成的世界政治结构必然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尤其是对后发国家而言，既有的依附结构导致它们的现代化道路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历自主性革命而建立的新兴后发国家而言，其道路的自主性就更强一些。因此，从世界政治结构的形成到后发国家道路之比较，都更清楚地证明了世界政治结构之于国内政治的重要性。

     世界政治与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史是基于各主要国家危机性事件的理论化结晶，由此而形成的思想也支配着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最典型的莫过于自由主义，它形成于国内政治之中，但其学说的演进路线清楚地表明，自由主义对于世界政治的作用非常显著。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普世性”不过是一种种族主义的傲慢而已。理解世界政治确实离不开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如今已经日臻成熟，但是只有理解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才能认识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非普适性，才能看到这些理论都是表层现象而不触及问题的根本，即“过程性结构”中的白人优越论问题。我们认为，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很难理解世界政治的本质，需要借助政治思想史的资源去理解世界政治。

     世界政治与社会主义史。在世界政治演化过程中，一路向前的是资本主义和西方白人，这个过程的副产品就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一种对冲性力量。从资本主义国内化到全球化的过程，也催生了社会主义运动从一个地区的政治发展到全球化政治。因此，理解世界政治史必然不能忽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遗憾的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主义研究的学科地位居然被大大降低，这实属反常现象。此外，世界政治史研究当然离不开民族民主运动史，民族主义起源很早，但作为一种运动，它事实上是由社会主义运动所诱发的。

       在笔者看来，要理解世界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走向，除了文明史和经济史这样的基本线索，至少需要对各主要国家的政府史、国际社会主义史、民族解放运动史、政治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这5门学科进行又一个集成性大综合，从而形成一种总体性的世界政治史。尽管以这些学科为基础，但世界政治史的形成必定是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而非分支学科的拼图。对于世界政治结构演化这样的社会体系性质的研究，任何单一的学科或者交叉科学的拼接都是无能为力的。

     世界政治不是国家之间的政治，也不是地区政治，它们只是世界政治的组成部分。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就是近代500年的事。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政治中，“政治”还不算是最重要的因素，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当然这种经济关系中有残酷的政治，比如西班牙人在南美的灭绝式统治。把整个世界政治联动起来的事件无疑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全球化”。因此，本文所说的世界政治史主要限定在近代300年来的世界历史。

    在轴心文明时代，各大文明竞相绽放，而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很多文明衰落甚至消亡了。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中华文明一枝独秀，而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进入了“黑暗时期”。但是，从“黑暗时期”走出来的欧洲，却成为支配世界的力量，从“边缘”跃升到“中心”地位，并把世界联系成为一个“体系”，从此出现了世界政治，甚至有人上升为全球政治。

     关于世界体系有很多种说法。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讲的是资本主义扩张所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以及南美洲流行的“依附理论”，关键词都是资本主义。笔者认为，抓住了“资本主义”，只是抓住了理解世界体系的一条线索即经济主义，另一条线索就是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或者说“白人”。因为“现代化”起源于欧洲，欧洲是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源地，而国家的起源一方面是战争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贸易及资本主义。有了现代性秩序即民族国家的西方白人，适时地建立起来各种以国际法为主体的“世界秩序”，构成了所谓的世界体系。这里的世界体系不但是经济资本主义的，而且在政治上属于白人的，因此世界体系实际上是世界政治体系。世界政治体系无疑是为了保护体系制定者的各种“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在此笔者无意争论世界体系的起源时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英国学派认为是1500年前后，更明确地说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本文则将起点定在1700年，即工业革命即将启动的“关键时刻”，从此物理意义上的“地球”成为一个人为意义上的“世界”。由此不难看出，世界政治体系的三个关键词是“资本主义”、“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国际制度”。

     就这样，经济主义上的资本主义优势（包括后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其所带来文化主义上的种族主义以及最终所形成的所谓的“国际制度”，就是我们理解能够被称得上“世界政治体系”的“世界政治史”的三大线索，其中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是“过程性结构”，“国际制度”是“现状性结构”。而且，文化主义和经济主义从来不是二元化的孤立领域，而是互相证成：文化主义为经济主义证明（提供合法性），经济主义强化白人优越论，并以此而构成了白人主宰的国际秩序或“国际制度”。19世纪如此，20世纪如此，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的基本机构和性质依然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在“过程性结构”中，都发生着一种波兰尼所说“双向运动”：资本主义的副产品是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相互博弈；白人优越论的副产品是民族自决权，二者之间相互博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白人优越论与民族自决权之间的“双向运动”，酿成了世界政治中的扩张与战争等“主题”，而这些“主题”故事又以各种“主义”推动着，包括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

     这样，可以初步给能够称得上“世界政治体系”演化史即“（近代）世界政治史”一个简单的界定：世界政治史是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白人优越论进而所建构的白人主宰的国际制度与国家关系演化的历史，其中既包括国内政治制度的演化，也离不开国内政治演化所催生的思想观念对全球性秩序的影响。

     这里的“国际制度”不但包括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诸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也包括约束这些组织的国际法和各种规范与道德（非正式制度），更包括这些正式与非正式组织背后的政治结构，比如冷战时期的两极结构、冷战后的单一霸权结构、今天的中美关系结构，等等。政治结构才是“国际制度”之锚，国际制度的性质依赖于政治结构，没有政治结构视野的国际制度研究也只能围着西方人打转转。

     世界政治史告诉我们，过程性结构的性质，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白人优越论，都是典型的扩张性或为扩张鸣锣开道的历史与理论。因此，这种扩张性过程所形成的国际制度，必然是霸权性质的，霸权性制度才是稳定的，并可以相互依存。这就是看起来很讲究和平主义的自由制度主义的内在逻辑。其实，“霸权稳定论”反而更加真实地解释了“国际制度”的性质，只是很多非西方学者视而不见。

     弄清楚了“过程性结构”的扩张性质和“现状性结构”的霸权性质，即世界政治史中的资本主义与白人优越论（“行为主体”）所进行的扩张、战争、贸易等（“时代主题”）而演绎出的国际制度（“结果”），有助于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中国人理解自己选择的政治道路以及政治过程中时常出现的爱国主义情绪（不能随意地称之为民族主义）。遗憾的是，生活在这一“意义之网”中（世界政治结构）的中国人，因为闭关锁国所导致的学术停顿，在社会科学上必然是“拿来主义”的做法，进而其思维方式也被改变，跟着别人论证现存世界政治结构的合理性，把他人论证自己的政治秩序合理性的“奇技淫巧”（学术），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王道”（学问）。

七、结语

     本文没有专门讨论作为世界政治学科结构之一的国际关系学。其实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国际关系学是国内政治、“信仰政治”乃至地区政治的结果性或现状性结构，好的国际关系研究至少是世界政治学科视野下的研究，即一种“弱学科”的世界政治研究。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谈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就世界政治科学的知识来源而言，地区研究、“信仰政治”研究和国别政治研究并不是最稀缺的——虽然相对于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而言既有的相关知识还谈不上有效的知识供给，反而作为世界政治科学知识基础的世界政治史研究尚处于空白性知识地带，这是我们正致力于书写的，一门学科有“史”才能“立”。从世界政治史的角度，最有可能生产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事实上，世界政治史也是反思可建构中国自主性社会科学的历史逻辑起点。

文章来源：
《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一辑（总第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